井为何物？平地凿凹，地下涌泉者也。唐人孔颖达在为《易经?井》作疏时这样称井：“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对井的阐释是：“井，池穴出水也。《说文》曰：清也。故《易》曰：井洌寒泉，食。甃之以石，则洁而不泥。汲之以器，则养而不穷。井之功大矣。”打井汲泉，是中华民族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的重要途径。水井自发明以来，就成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水源之一。滋养生命的井，灌溉五谷的井，政治的井，军事的井……在悠悠岁月中，井流淌出永汲不竭的文化之玉液琼浆。  

　　水是生命之源，远古先民傍水而居，这是确定无疑的。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最早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是直接取用江河湖泽中的地表水。地表水的来源主要依赖于天然的降水，故在干旱之年赤地千里、河湖干涸的时候，人类就会出现用水困难，严重时还要逐水迁徙。而这种迁徙不定的生活，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华夏先民终于在不懈的探索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平地凿凹打井以开发地下水资源，来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中华先民有着数不清的文明创造，其中凿井技术的发明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就水井的发明者而言，就有黄帝、炎帝、伯益等充满了神话色彩的传说。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说：“……《世本》又云：黄帝正名百物，始穿井。《周书》亦曰：黄帝作井。”《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荆州记》云：“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九井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漻水》也道：“水源东出大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径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井今堙塞，遗迹仿佛存焉。”黄帝和炎帝都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上述传说，透露出井的发明始于炎黄时代。  

　　又传唐尧之时，华夏先民已普遍“凿井而饮”。东汉王充《论衡?感虚篇》引述尧帝时的“击壤歌”云：“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可见，王充认为在尧时已有水井存在了。  

　　另一传说是舜禹时代的伯益发明了打井取水的办法。《吕氏春秋?勿躬》说：“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云：“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高诱注曰：“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龙知将决川，漉陂池，恐见害，故登云而去，栖其神于昆仑之山。”伯益凿出水井，龙和神皆认为天下发生了大的变故，故龙腾空乘云而去，众神也都跑回了天国之都昆仑山。传说伯益是舜的大臣，曾与大禹一同平治水土，并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传禹的儿子启代替伯益为王，并把伯益杀掉。伯益是治水的功臣，把“作井”的发明权给他，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述与“始作井”相关的神话传说，一方面表明井的发明，应早于舜禹及伯益时代；另一方面则说明，井的发明、完善以及广泛普及，是一个较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发掘表明，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华先民已能打出六七米深、直径为两米左右的生活水井。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发现了十余口龙山时期的黄土水井。这些水井大多是土井，但也有少数是比较先进的木结构的水井，如河南汤阴白营遗址的水井就是一口木结构水井。  

　　井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了水井，人们定居的地方不再局限在江河旁边的台地，可以在远离江河的地方定居生活，能够更有效地躲避洪水的侵害，有了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井水较河流之水更为清洁，对人类的健康长寿大有好处。  

　　就水井的种类而言，大抵有土井、瓦井、砖井、石井、砖（石）木混合井等。土井是指井壁无任何衬砌，以土为井壁，这种井最为简陋，开凿的成本较低。瓦筒井的特点是，挖出井形后，井壁用陶制井圈一节一节地套叠，砌成筒状，井圈外壁用土或碎陶片填实。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宣武门、和平门一带，曾挖掘出50多口东周至西汉初时期的瓦筒井。砖井的特点是，井口平砌砖块若干层，接下去砌成圈状。20世纪70年代在扬州唐城手工作坊遗址，曾发掘出砖井4口，砖砌的内壁抹了一薄层白石灰。石井与砖井凿制的原理相仿，只是采用的原材料为石头。砖木混合井，一般以砖（石）砌圆形井口，井口之下为方形木结构井身。2000年，天津蓟县刘家顶乡安宅村发现的战国至汉代的井群中就有这种砖木混合井。  

　　水井的开凿，涉及的技术领域较多，如井址的选择、凿井的技术、井圈的护砌等。随着井的大量开凿，人们对地下水水质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如《管子?地员》记载了地下水埋藏深度、地下水水质和相应的地表土及适宜种植作物的情况。  

　　另据《管子?乘马》记载，春秋时就有根据农田地势的高低、地下水埋深程度及相应的抗旱能力，把农田分为几类，并据以征收相应赋税的情况。由此可以推论，在缺乏地表水的北方地区，井灌技术已得到了比较广泛的采用。凿井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战国时期出现瓦圈水井。瓦圈水井是在土井内壁里砌筑一个井圈，井圈由一节节的瓦圈叠砌而成。凿井时，将瓦井圈层层放入，井挖好后，井圈也随之筑成。瓦圈使井的坚固程度大大提高，同时可以有效地减少泥沙入井，延长井的使用寿命。  

　　与明清时井灌发达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关于凿井和井灌技术的专著。如明文震享《长物志?凿井》指出：“凿井须于竹树之下，深见泉脉，上置辘轳引汲，顶则盖一小亭覆之。”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更是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水井选择、开凿、衬砌和维护等方面的情况，是古代水井建设科技成果的集中体现。关于井址的选择，提出了根据地貌和泉水出露情况选择井址的原则，指出：“凿井之处，山麓为上，蒙泉所出，阴阳适宜，园林居室所在。向阳之地次之，旷野又次之。……凿井者，察泉之有无，斟酌避就之。”就是说，在山麓冲积扇区域，地下水丰富，“蒙泉所出”即地下水出露处，是最佳的凿井位置。对于无泉水出露的地方，认为有四种方法可以判断地下有无浅层含水层，即气试、盘试和缶试、火试。关于井深，提出：“井与江河，地脉通贯，其水浅深，尺度必等。今问凿井应深几何？宜度天时旱涝，河水所至，酌量加深几合为之度。去江河远者不论。”关于水质，提出根据井水土质辨别的方法：“凡掘井及泉，视水所从来而辨其土色。若赤埴土，其水味恶。若沙土，水味稍淡。若黑土（色黑稍黏），其水良。若沙中带石子者，其水最良。”同时，还提出了煮试、日光照、品味、称重、纸帛测试等其他五种鉴别方法。关于井底建筑结构和材料的选用，提出：“做井底，用木为下，砖次之，石次之，铅为上。既做底，更加细石子厚一二尺，能令水清而味美。若井大者，于中置金鱼或鲫鱼数头，能令水味，鱼食水虫及土垢故。”徐光启对铅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不了解，误以为铅是做井底衬砌的最好材料，这是其局限性。关于凿井过程中回避有害气体问题，提出了在凿井时要防止“震气”即二氧化碳侵害以及如何回避的科学方法。  

　　在井的发展史上，提水设备的更新和发展占有重要地位。要汲井中水，井绳是必备之物。先秦哲人荀子有“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的说法，绠就是系在汲水器上的绳子。汲水的器具，最初为陶质，如缶。因陶制瓶罐易破损，后来又发明了用柳枝编成的水斗（或称柳罐、柳棬）、木桶、水桶等。为了减轻汲水出井的劳动强度，聪明的古人还发明了省力的提水工具，把费力捯井绳变为省劲的巧干。  

　　“后重前轻，挈水若抽”的桔槔大概是古人最早发明的提水工具。它利用杠杆的原理，在井边立起竖杆，给横杆一个高支点，横杆的一端绑上重石作坠物，另一端垂直于井口，系桶汲水。关于这种桔槔，战国时期的大哲学家庄周为阐发哲思，曾举其为例，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庄子?天地》说：“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文中描述的是用桔槔提水的情形，反映出这种提水机械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已普遍采用。  

　　继桔槔之后，人们又把另一种简单机械——滑轮悬挂于井口上方。井绳动，滑轮转，原来井绳摩擦井壁、绳锯木断的现象不再发生。更重要的是，由井下向上提水更加省力了。考古表明，这种汲井方式，至少在汉代就已出现。  

　　汲井取水除了用桔槔、用滑轮这些提水工具外，至今一些农村还在使用的辘轳提水——井口设辘轳，汲水者摇动辘轳的曲柄，通过放松或缠绕井绳，使汲水器下降或者上升。水井与辘轳一起，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聚居地的一道常见景观。  

　　元代王祯的《农书?农器图谱》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利用辘轳汲水浇田的情况：“辘轳，缠绠械也。《唐韵》云：圆转木也。《集韵》作椟辘，汲水木也。  

　　井上立架置轴，贯以长毂，其顶嵌以曲木，人乃用手掉转，缠绠于毂，引取汲器。或用双绠而逆顺交转年悬之器，虚者下，盈者上，上上下下，次第不辍，见功甚速。凡汲于井上，取其俯仰，则桔槔；取其圆转，则辘轳，皆挈水械也。然桔槔绠短而汲浅，独辘轳深浅俱适其宜也。”辘轳省力，利用的是轮轴原理，相对于桔槔，属于“更新换代产品”。  

　　另外，立式水车的发明，更进一步提高了汲取井水的效率。据《析津志》等史料载，这种水车，戽斗相连，状如传送带，在水井内上下环绕。汲水时，像推磨一样，围绕井口转圈给力，平轮带动主轮，主轮带动戽斗入井、灌水、提升、出井，将水倾在石规上，再入井。这种立式水车，至晚在唐代就已出现。《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引《启颜录》说：“唐邓玄挺入寺行香，与诸僧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乃曰：‘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唐代这座寺庙的菜地，用立式水车汲井水浇苗。水车上木桶相连，依次提水出井。使用这种水车，可以实现无间歇汲水，效率自然要比桔槔或辘轳高许多。  

　　除了提水机械以外，井灌的普及还需要辅助的田间水利工程设施，比如要根据单井出水量确定井数和井距，设置塘堰、水窖等蓄水设施，建设田间引水工程等。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葵》中，提到了田间井群布置及其提水设施的情况。  

　　近现代以来，随着打井技术水平的提高，深层地下水逐渐被开发出来，机电井成为中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地区农业灌溉的重要水源设施，提水机械则采用抽水量极大的机电水泵。比如华北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干旱少雨，地表径流远远满足不了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用水的需要，为了缓解农业缺水的局面，解决粮食问题，一度掀起了打机井抗旱的高潮，先后打机井百余万眼，使深层地下水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利用，不但大大提高了农业灌溉用水的保证率，还大幅度增加了灌溉面积，从而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一举结束了历史上“南粮北调”的局面。当然，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也造成了地质环境恶化等问题，其教训是深刻的。  

　　井的出现使古人逐渐摆脱了对地表水的依赖和制约，使远离河流的地方有了人类定居的聚落，不少先民变沿河（湖）而居为依井而居。依井而居也成为中国古代聚落历史沿革的重要形式之一。  

　　井田，为上古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以方九百亩为一里，划分为九区，形如“井”字，故名。其实，井田不仅与“井”字形似，更与客观存在的水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古人聚井而居的居住方式和以同井之人为一个耕作单位的劳动及管理方式。井田制是一种具有综合性能的社会经济制度，它兼有耕作方式、租税制度、宗族制度、军事组织和村落形式的综合内容。《孟子?滕文公上》对井田制的内容做了这样的描绘：“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唐代杜牧《塞废井文》也对井田制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古者井田，九顷八家，环而居之，一夫食一顷，中一顷树蔬凿井，而八家共汲之。”据后人考证，井田制以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一甸共六十四井。井田制的劳役地租率是什一，八家实际上经营公私田共八百八十亩（周亩，合今0.328市亩），余二十亩为水井、屋舍、菜田所占地。每家八口，八家共六十四口，他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以公共水井为中心组成了自然村落。可见，那时凿井，主要为同部落人饮水之用，随之便形成了人们聚井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  

　　其实，“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一直是古人孜孜以求的。帝尧时代，是古人想象中的太平盛世。一群悠闲自得、玩着“击壤”游戏的老者们唱出的《击壤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状况：“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汉代的《论衡》和晋代的《帝王世家》都曾言及此事）《击壤歌》所唱的内容，高度概括和集中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的情景。“耕田”和“凿井”都是古人繁衍生息极为重要的方面。生命离不开食物，民以食为天，故要“耕田而食”；水是生命之源，人要活下去，更离不开水的滋养，因而要“凿井而居”。守着一眼井，耕作几亩田，一家老小就有了维持生存的基本要素，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这种理想的社会，晋代道教理论家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诘鲍》里谈到过，宋代的文学家和大臣欧阳修在《乞致仕表》中憧憬过。如欧阳修在“退休申请书”《乞致仕表》中说：“披裘散发，逍遥垂尽之年；凿井耕田，歌咏太平之乐。”古代中国，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广大农村依井而居的基本格局一直没有改变。在山西河东地区，许多古老村落的布局，都是以井为中心。王森泉、屈殿奎在《黄土地民俗风情录》中介绍说，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几眼老井，而且处在村中各聚居点的中心。井的附近，大部分村庄都建有供奉神灵（或财神、或土地或关公等）的庙宇（祠堂），并成为村中的主要建筑。以井和庙（祠）的位置为中心点，向东西南北四方延伸，形成村内的干道。《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一书也谈到，在云南大理白族村落的中心，往往是由戏台、井台和寺庙等构成的公共活动广场，由此形成影响村落的结构形式。另据晋代《高士传》所记，“所居屯落，会井汲者，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反映了乡村以公共水井为中心进行交际的生活场景。  

　　井不但是农村人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也是城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我国古代文献中，经常出现“市井”的字样。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古者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水井召唤着人们去晨汲，商贩也到井边人多的地方去卖货。乡间的集市、城中肆市，商贩和购物者云集，市场得以形成，可见市场乃至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井的功劳不可忽视。  

　　城市兴起以后，水的问题一直是决定城市生存与发展命脉的大事。城市人口密集，用水量大，而饮用和洗涤用水对水质的要求较高。由于井中的地下水大多较河水清洁，故在我国古代城市中，井是城市居民饮水的重要来源之一。考古证明，春秋战国时期郑韩故城（今河南省新郑）、战国时期燕国都城燕下都（今河北易县），都曾发现水井的遗存。北京地区地下水资源丰富，潜水层较浅，凿井便利，而且地下泉水比地表水稳定、可靠、清洁，故历史上北京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水井汲水。考古表明，早在东周时期，北京地区就出现了大量的瓦井。考古工作者于1965—1972年清理出的65座古瓦井中，有36座为东周早期遗存，29座属于西汉，主要分布在今陶然亭、广安门、宣武门、和平门一带。另在西便门至和平门一带还发现了汉至辽金时期的砖井。砖井坚固耐用，直到近代新式水井出现，砖井一直在中国城乡广大地区广泛采用。元、明、清三代，北京作为首都，居民、军队和外地往来人口骤增，但人们的饮用水仍主要依赖于井水。据有关史料记载，清代北京城各街巷水井普及，如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统计，北京内外城十二地区共有水井1245眼，平均每平方公里近6眼。这个统计数字还不包括私人庭院中的水井。  

　　即使有江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居民也往往是汲井而饮。唐宋时期的广州，是岭南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都市，古代民居沿河摆布，非常稠密。但由于广州滨海，咸潮直抵城下，居民不得不掘井而饮。唐代张九龄在《送广州周判官》诗中说广州“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井”。隋唐长安，八水环绕，城内亦开挖了多条水渠，形成了纵横交织的城市水网。即使如此，在邻近古渠的地方，依然发现了许多水井的遗迹。同样，在水网密布的扬州，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唐代河道附近有不少水井遗迹。湖南长沙虽有湘江穿城而过，但城内的水井却不少，尤其是闻名遐迩的白沙井，更是历代长沙人重点汲水的对象。科学分析表明，白沙井一带地表层分布着孔隙细小的红土，其下1~5米厚堆积着卵砾石层，底部为不透水的页岩。大气降水和地表河水下渗，通过红土层和卵砾石层的澄清过滤，再加上矿物质、微量元素的溶入，使白沙井汲出的水，味道甘冽纯正，不论是酿酒泡茶，还是饮用，都是上佳的好水。  

　　井的卫生，自古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天官》说：“为其井堰，除其不蠲，去其恶臭。”许多地方不仅为井构筑井台，还修井堰（即在井旁修筑排除污水的水沟）保持井的卫生。有的还制定了用井汲水的规章，有的还在井的上面搭屋建亭，以防止井水被污染。为了井的卫生，还要定期对井进行清浚。《管子?禁藏》提出，当春三月，“钻燧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抒井即淘井，易水即改水，强调的是淘井换水有益于饮水卫生。宋代方勺《泊宅编》记载说：“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纳青术数斤于其中，以避温气。”范仲淹迁入新居，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浚井。河南谚云：“井淘三遍吃甜水”，通俗而又生动地讲出了淘井对于饮水卫生的作用。山东一些地方风俗，农历六月淘井。清代《滋阳县志》载，六月“伏日，造酱，食冰，浚井”。福建则有七夕淘井的风俗。20世纪30年代《崇安县志》，七月七“同里戮力浚井”。古代社会，吃粮靠天，喝水靠井，人们自然会珍视水井，保护水源。  

　　古代农耕社会，人们主要是靠天吃饭。尽管如此，古时引江河和井泉之水灌溉同样是滋养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因子。井的功劳虽不能与江河相提并论，但其作用也不可低估。  

　　据史书记载，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已开始打井开发地下水作为灌溉水源。  

　　陕西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中，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就发现了8口水井，有的深达9米。如此密集的井群，表明凿井的目的除了供饮用外可能还用作灌溉水源。  

　　汉代，农人利用井水灌溉已比较普遍。北魏农学巨著《齐民要术?种麻子》引西汉《汜胜之书》说：“无流水，曝井杀其寒气以浇之。”地下水水温低，直接浇到田里会影响作物生长，因此，从井中打出的水要曝晒一下，升升温，以消除其寒气，可见那时人们对合理利用井水灌溉农作物已有了科学的认识。  

　　元代，井灌成为农田水利的一个重要方面。据《元史?河渠书》说，至元七年规定：“河渠之利……以时浚治”，“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首选河渠之水自流灌溉，次选水车提水灌溉，再选汲井水灌溉。凿井深深仍不见水者，才轮到“区田”。  

　　明清时期，干旱少雨的中国北方地区的井灌更为多见。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北方干旱地区，“既远江河，必资井养”。是书还举出山西人汲井灌田抗旱的例子，称山西人勤劳，遇大旱之年，则全家数口齐上阵，昼夜苦干，提井水浇地。尽管一天只能浇几亩地，还是不肯放弃抗旱的努力。不仅北方如此，南方一些地区在干旱少雨时也往往通过井灌来抗旱。清代赵翼《檐曝杂记》记载了当时福建泉州农田用井灌溉情况：“山左人间用辘轳汲水，不过灌畦蔬而已。泉州则禾田亦井灌。”古代井灌地域主要分布在北方的河北、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地。不过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直到明、清时期，井灌的规模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多处具有一定规模的井灌区。  

　　就地下水的开发利用而言，不能不说及新疆的坎儿井。“坎儿”是井穴的意思。  

　　坎儿井是新疆特有的利用暗渠截取地下潜流进行农田灌溉和供人畜饮用的一种古老的水利工程，最早出现在汉代，现主要分布在吐鲁番、木垒、哈密一带。新疆大部分地区干燥少雨，如南疆塔里木盆地降雨量一般只有30~50毫米，因此离开灌溉就没有农业生产可言。但公平的造物主又赐给新疆得天独厚的雪水资源，一方面，可以直接引用融化的雪水灌溉；另一方面，在新疆的一些冲积扇地形区，土壤多为砂砾，渗水性很强，山上的雪水融化后，大部分渗入地下，形成地下潜流，成为地下水的主要来源。利用坎儿井可以有效地汇集地下水，水在暗渠流动，在输送过程中可以避免水大量蒸发，使宝贵的水资源得到高效的利用。坎儿井由直井、暗渠、明渠、蓄水池组成。直井为开挖暗渠时定位、出土、通风和检修之用，直径1米左右，井深3~70米不等，井距10~100米不等。暗渠是坎儿井的主体工程，首段是引取地下水的部分，一般长50~300米；其余为输出部分，一般长3~5千米，最长的超过10公里。明渠是连接暗渠与蓄水池的渠段。新疆人民运用坎儿井，使地下水顺着井渠而下，最后将其引入干渴的土地，从而为新疆的农业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坎儿井的起源，据史料载，早在汉代，新疆就已出现了坎儿井。《汉书?西域传》说：“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域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三国人孟康注曰：“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白龙堆在今新疆库鲁克塔格山以南，罗布泊以东，玉门关以西。卑鞮侯井的水源、工程形式与后世所称的坎儿井别无二致。另据《史记?河渠书》载，汉武帝时，庄熊罴奉命在关中西部兴建龙首渠，引洛水至商颜山，采用了井渠的方式，“井渠自此始”。另外，“坎”是《易经》八卦之一，其意为水，坎儿井或取其意，意指地下水井。这种井渠技术，传到新疆一带，便演变为一种特殊的利用地下水工程形式——坎儿井。关于坎儿井的起源，除了认为是内地传入，起源于汉代的关中一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由波斯（今伊朗）传入的，根据是波斯坎儿井工程起源早，使用普遍，且坎儿井的名称与波斯语卡斯（Kanat）相近。20世纪80年代，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托克逊县克尔碱镇发现了刻有水系、井、泉的岩画，画面上有明显的圆坑排列和井渠相连的图形，据判断为2300年以前的遗存。许多人据此认为坎儿井是当地劳动人民创造的，是新疆各族人民对水利科学和华夏文明的伟大贡献。  

　　清代是新疆坎儿井发展的重要时期。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林则徐贬谪新疆时，大力推广坎儿井，使其迅速发展。左宗棠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后，吐鲁番一带的坎儿井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至同治年间达到800多处，同时在鄯善、库车、哈密等地也修建了很多坎儿井。到20世纪60年代，新疆的坎儿井达1600处，尤以吐鲁番为最多。 

　　中国古代，水源常常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三国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因为马谡率领的蜀军在山上扎营，被魏军切断了水源，蜀军因干渴不战自乱，导致大败，痛失战略要地街亭。在远离江河的地方安营扎寒，水井往往成为一支军队的惟一水源，因而在战争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因为水井对行军打仗关系重大，古代军中设有专司水井的职务。《周礼?夏官》说：“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挈壶氏是司掌军井的官，军队行军到了宿营地，他负责在井边悬挂水壶，作为指示水井所在的标志物。同时，他还要负责保护水井的安全，维持汲水的秩序。  

　　《淮南子?兵略训》讲带兵之道：“军食孰（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  

　　”野战宿营，将帅要想着掘井的事，军井掘好了，士兵喝水无虞，自己才能喝水。三国时著名军事家诸葛亮也持此主张，他在《将苑》中说：“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强调将帅要身先士卒，不仅要与士卒共安危，还要同饥渴、同寒热。  

　　固守城池，城中有无水源往往关系守城成败。《墨子》中专有《备城门》一篇讲道：“百步一井，井十瓮，以木为系连，水器容四斗至六斗者百。”就是说，守城的一方要每百步挖一眼井，每眼井配备十个汲水的瓮，瓮系在木杆上，能容纳四到六斗的储水器要准备一百个。该书《备水》篇讲到防备敌人以水攻城，办法之一是挖深井泄水。《旗帜》篇提出守城的物资准备包括“粟米有积，井灶有处”，强调了水井的不可或缺。  

　　《后汉书?耿恭传》则讲了一段耿将军凿井祈泉的故事：“（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向井再拜，为吏士褥。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汉时，大将耿恭与匈奴交战，兵驻疏勒城。选此城驻兵，因为城边有涧水可资饮用。据城两个月后，匈奴来攻城，耿恭很快将敌人击退。但匈奴并未认输，而是采取断绝城中水源的办法，妄图使城中的汉兵不战自乱。这一招果然立竿见影。城里的汉兵只好掘井救渴。无奈井挖十五丈，仍不见水。时值盛夏，军士们饥渴难忍，以至于将马粪压榨出水来解渴。耿恭无奈，只好拜井求神，保佑井中出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天缘巧合的是，井中忽然出水。欢庆之余，耿恭命士兵向城外泼水示威。匈奴见攻城无望，只好退兵。水井对于城池守卫的重要意义可见一斑。  

　　宋代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提及一件边城凿井拒敌的史事。宋代北方边患一直难除，朝廷为此伤透脑筋，大臣种世衡建议，将宽州故城利用起来，作为抗敌的边城，“诏从之，命世衡帅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无井，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凿，众以为城无井则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无水者邪？’即命工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钱。凡过石数重，水乃大发，既清且甘，城中牛马皆足。自是边城之无井者效之，皆得水。诏名其城曰青涧，以世衡为内殿承制，知城事”。种世衡以重赏凿井，锲而不舍，终于在深深的地层中凿出水来，从而改变了该城“无井则不可守”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青涧城开了打井成功的先河，使“边城无井者效之，皆得水”，这对宋王朝的边防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渤海之滨的天津，地下水苦咸，故古时城内水井很少。谈迁《北游录?纪程》称天津“城中不见水，俱外汲于河”。鸦片战争爆发后，天津作为北京东南的门户，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对于天津的城防，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当时的著名清军统帅僧格林沁仍认为天津“防守甚难”，究其原因是“城内无宿粮，地无井泉，每日水米均恃城外接济”。其实，城内少粮的问题倒容易解决些，但“地无井泉”的问题就颇为难办。可见，“地无井泉”确实是城池防御的一大隐患和难题。  

　　井在军事中的作用，还包括借井来窥测敌情。《墨子?备穴》就谈到了井的这一特殊用途。指出，为了防备敌人在城外挖隧道，由地下突破城防，可在城内靠近城墙根的地方挖井，五步一井，井下置罂（一种陶制肚大口小的巨型坛子），在其口上蒙上薄薄的皮革绷紧，派人伏在上面听动静，借以判断敌方隧洞的方位，并挖隧洞迎击之。这种侦察监听的战术，在古代军事著作中多有记载。唐代李筌《太白阴经》称之为“地听”，宋代许洞《虎钤经》则称其为“地探”。《太白阴经》写道：“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并闻于瓮中，辨方向远近。”六井的功用，不只限于饮用、灌溉、军事，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功用。  

　　中国的茶文化、酒文化都很发达，但饮茶和酿酒，都离不开好水。在各种形态的水当中，井水往往以其甘美清洌和易于取用，成为泡茶、酿酒的佳水。名茶与名井，名酒与名井，在中华水传统文化的长廊中一直散发着余味绵长的馨香。  

　　井水及井泥的药用价值，一直为古人所推重。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井华水（或称井花水）视为一味药。所谓井华水，是指经过一夜沉淀，清晨最先所汲的井水。《本草纲目》说：“井水新汲，疗病，利人。平旦第一汲为井华水，其功极广。”并非只有李时珍对井华水的医疗价值有认识。敦煌遗书伯2666（为唐代人抄写的药方）写道：“人面欲得如花色，以井华水。”道家更为看重井华水。据苏轼《东坡志林?论雨井水》所录：“井泉甘冷者，皆良药也。  

　　《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为《坎》，故天一为水。吾闻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热与石硫黄钟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发背脑为疽，盖尝观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储之有方，后七日辄生物如云母状，道士谓水中金，可养炼为丹，此固常见之者。”这段文字，无疑把井华水的作用神秘化、扩大化了，比如，言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井华水存上七天，变成“水中金”的话，就充满了云山雾罩的味道。然而，我们也不能因为古人对井华水的药用有夸大之词，便认为是无稽之谈。井水经过一夜的沉淀，水质澄清，清早喝一碗这样的水，对于清理肠胃、降低血脂、调节身体机能，无疑是有益的。  

　　现代科学证明，井泉之水出于地下，在长期的蕴藏和地下流动之中，往往能溶入一些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因此，一些水质上佳的水井具有防病疗伤的作用也就不足为怪了。河北获鹿县龙泉寺有眼被唤作龙泉井的水井，当地人传说这眼井是可以治病的“圣水”。相传，数百年前，有个自幼丧父的少年，母亲重病卧床，多年不愈。少年想尽办法为母亲治病。一天，他梦见母亲喝了龙泉井的水，身体很快痊愈了。醒后，他便汲那井里的水给母亲喝，每天担水一次，从不间断。三个月后，奇迹出现了，母亲的顽疾居然好了。近年经南开大学生物研究所化验，龙泉井水确实含有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元素。也有分析认为，这一带山上野生草药很多，其草药植物的根系影响了井水的水质。  

　　在古人的眼里，不但井水可以治病，井底泥也可以用作治病的良药。《易经?井卦》说：“井泥不食。”指出井底之泥用污浊之物，不堪食用。但这种污泥，却常常被古人当作药来疗治外伤。外用井泥疗伤，古医书多有言及。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中，记载了几种治疗蜥蜴或蛇咬的药方。其中一方写道：“取井中泥，以环封其伤，已。”意思是说，用井泥做外敷药，可治蜥蜴或蛇咬之伤。  

　　敦煌遗书伯2666也有井泥外敷治疗烫伤的记载：“火烧疮，取井底青泥涂上，立差。”《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政和本草》等，也都有外敷井泥可治蝎毒、痈肿、烫伤之类的记载。作为民间验方，井泥或许能治好一些伤痛，但现代医学却不主张采用，主要是因为井泥未经灭菌消毒，怕敷用后会造成伤口感染。  

　　好井不但有疗疾的作用，还有制药的功效。中华传统名药阿胶，就是由当地的阿井之水熬成。阿井坐落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五》说：“大城北门内西侧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轮，深六七丈，岁尝煮胶以贡天府，《本草》所谓阿胶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阿井很深，井口也大。汲阿井之水熬煮驴皮，遂成名贵的滋补药材——阿胶，还被列为贡品。那么，阿井的奇妙之处在哪里呢？据有关书籍讲，一是水质上佳，“搅浊即澄，汲出日久，而味不变”；二是此水密度较其他水的密度大，含有一种奇特的溶解物，对阿胶的形成药有独特的作用。因此，只有取阿井之水熬胶，才能称得上真正的阿胶，否则就是冒牌货。其实何止阿胶，不少中药都是因当地的井泉中含有特殊的物质，用来制药便有了治疗某种疾病的特殊用途。明代《七修类稿》说：“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马白丸子，人贵之，以其水异也。”就是说，这味中成药之所以珍贵，是因为范公井水好。  

　　井还有消防的功用。古代防患火灾的主要物质首推为水，而井在消防中是重要的水源之一。明清时期的北京故宫凿有多口水井，这些遍布于各处的水井，除了日常汲用外，另一重要用途就是防备火患。关于故宫水井消防的设计，位于横街的两眼水井具有典型意义。保和殿后、乾清宫前的横街，为外朝与内廷的分界。乾清宫门前设有一排大水缸，它们的对面——保和殿后挖了两眼水井，一在后左门，一在后右门。横街既不是生活区，也不是办公区，水井设于此，其用途与横街对面那一排水缸相同——出于防火的考虑。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历来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因此，古代对粮仓的保护便成为重要事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乾隆年间，北京城及通州粮仓普遍增设水井，以加大防备火灾的力度：“京通各仓……酌增井以备缓急。太平、裕丰二仓，取水近便，毋庸掘井。  

　　禄米仓增井五。南新、富新、北新三仓，各增井八。……通州西仓增井六……”清代的京师，城内城外粮库很多，规模亦大。从消防角度考虑，粮仓原本就有水井作为配套设施。在粮仓集中的地方增设消防水井，以备不时之需，是大有必要的。在民间，井的用途同样涉及消防。每当民间房舍发生火情，乡邻们便鼓噪而出，汲取水井、池塘之水灭火。民国初沈兆褆《吉林岁时记》说：“欲解郁攸多凿井，消防且与卫生论。”因当年吉林民居多以桦树皮作屋瓦，门窗更是木制，加之庭院多积柴薪，容易发生火灾。因此，沈先生便大声疾呼：多凿井，备水源，以利消防。  

　　井还是古代园林绿化用水的重要水源之一。城市尤其是都城中园林密布，不论是私家园林还是皇家苑囿，无不种植花木，许多苑囿还有一定面积的水面。因为要维持园林的正常运转，几乎每天都离不开水。不过，距河湖较远处修建庭园，引水入园常常成为大问题，故在引水困难的地方往往通过凿井汲水来满足园林用水的需要。如明代翰林编修李易宗，于当时的北京雍坊（今和平门内一带）宅第之后建了一座午风亭，亭周围则辟为一花园。在亭北开一小池，其上“横木为桥，引井水自渠而入，可蓄可泄”。  

　　井还被古人作为保鲜柜加以利用。古代没有电冰箱之类的保鲜设备，民间多借助于井来藏物保鲜。相传三国时的名将张飞，曾在涿州城内以卖肉为生。清代《坚瓠记》说张飞“其买卖止于上午，至日午，即将所存悬肆旁井中，举五百斤大石掩其上，任有势力者不能动”。井内阴凉，悬肉其中，保质保鲜，明日可取出再卖。张飞力大，搬起大石头做井盖，平常人挪不开，大石成了井这个保鲜箱的门锁。水井保鲜不止用于肉类，也用于贮藏果品等食物。清代《金鳌退食笔记》载：“枣有弱枝、密云、璎珞诸种，甚甘脆，食则浆流于齿，每岁八月初，收枣于锡瓶，封口悬井中，寒冬取出用，如初从树摘者。”仲秋摘枣，藏于井中，至寒冬新鲜如初，井的保鲜作用可见一斑。  

　　井还有止渴消暑乃至清心的作用。尤其是燥热的夏季，喝上一碗甘甜清洌的井水，会给人带来沁人肺腑的清凉和畅快。“黄尘行客汗如浆，少住侬家漱井香。借与门前磐石坐，柳阴亭午正风凉。”宋代诗人范成大的这首夏日田园杂诗，道出了井水清凉，夏日饮之胜琼浆的真切感受。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认为，甘冽的井泉还可作清心之剂，他在《晨诣超师读禅经》一诗中写道：“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当时，柳宗元被贬谪永州，常与僧侣一起读经谈禅，求得心灵的寄托。寺中井水清凉，以之漱口，心境也为之清爽。  

　　中国人历来视铺路架桥为行善积德的事，对于挖井同样持这种态度，一句“吃水不忘掘井人”就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同时，对井的态度，也往往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品德修养。  

　　历史上，元太宗窝阔台曾把自己要实施的善政归结为四条，其中之一就是“穿井立营”。窝阔台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第三子，他的最大建树是灭亡金朝。据清代魏源《圣武纪》载，窝阔台曾有言：“我即位后，惟四善政：一、平定金国；二、设立驿站；三、无水草处穿井立营；四、各处城池设官镇守。”在蒙古与南宋之间，隔着金国。灭金是蒙古人建立统一国家的关键一步。与这样的军国大事相提并论的，居然有“穿井立营”一项，可见挖井救渴在元太宗心中的地位。  

　　其实，只要是造福民群、施惠百姓的事，都可称为善政，都应为统治者所重视，更何况像凿井济渴是关乎百姓万民生存的大事。唐代的柳宗元，不但以唐宋散文八大家著称于世，还以参与王叔文政治改革留名青史。而当改革失败以后，柳宗元被贬出京，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任柳州刺史。他一上任就发现柳州城内无井，百姓吃水困难，便亲自主持凿井事宜。不到一个月，井成。井水清甜，水量亦大。百姓纷纷奔走相告，盛称“柳刺史”为柳州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柳宗元的善举不仅在于挖出了一口水井，更重要的是以实际行动革除了柳州凿井无功的旧观念，开了凿井的先河。  

　　杭州发展史用浓重的笔墨记录着钱塘六井，并成为唐、宋两代的德政美谈。唐代大历年间，李泌出任杭州刺史。到任后，他发现杭州城内地下水苦咸，便主持开挖了六井，将西湖之水引入城内，形成城市供水系统。明代《西湖游览志》曾这样记述了他凿六井的事迹：“有惠政，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市，以便民取汲。”李泌死后，杭州人在他主持开挖的井旁为其立祠建庙，作为永久的纪念。李泌开挖六井之后大约四十年，宋长庆初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又做了清浚六井的善事，同样为百姓称道不已。  

　　到了宋代，六井出现堙塞，已不能发挥作用。宋熙宁五年秋，陈遘任杭州太守，上任伊始，便主持了疏浚六井之事。第二年春天，工程竣工。适逢江淮一带大旱，许多水井旱得干了底。杭州人得益于六井修浚，无干渴之虞。苏轼《钱塘六井记》写道：“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恩公引来救命水，钱塘的民众，能不感谢太守造福一方的恩德？苏轼任杭州太守后，再次主持了清浚钱塘六井的善政。鉴于以往引水“以竹为管，易致废坏”的问题，苏轼采纳僧人子珪的建议，以瓦筒代替竹管，并在修旧井的同时，在“去井最远难得水处”，新置二井。这次浚旧井凿新井的善举，不但作为苏轼的政绩载入史册，也使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僧人子珪丹青留名。子珪曾是陈遘任杭州太守时具体操办修浚六井的僧人之一。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子珪已年届古稀。在苏轼的大力推荐下，这位老僧协助组织修井工程的具体工作。工程完工后，苏太守没有将大功据为己有，而是称工程的完成全赖这位老僧的“心力才干”。朝廷得知此事后，给予子珪很高规格的奖赏——赐紫。之后，苏轼又上奏朝廷，建议授其“惠迁”称号。苏轼在《乞子珪师号状》写得情真意切：“右臣体问得灵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宁中及今，两次选差修井，营干劳苦，不避风雨，显有成效。如蒙圣恩赐一师号，即乞以惠迁为号，取《易》所谓‘井居其所而迁’之义。”朝廷采纳了苏东坡的意见，下诏赐子珪“惠迁”称号。赐紫、封号，使两度为地方修井建功的老僧得到了莫大的荣誉。据明代《西湖游览志》载，杭州有一口井，“以子珪之号，号其井曰惠迁井”，这是对子珪的最大纪念。  

　　如果说政府凿井为民造福属于德政的话，那么，个人凿井为民造福则是有助于公益的善举。南宋杭州名妓柳翠，色艺绝伦，为人乐善好施，曾出资造桥万松岭下，名柳翠桥；凿井抱俭营中，名柳翠井。她修桥造井的善行，为人们所乐道，元杂剧《度柳翠》、明代《古今小说》都歌颂了她的仁义之举。据清代《宋东京考》载，开封东水门内金梁桥南有义井，“相传元时，邑民刘道源因往来人众，造亭于上，设汲水之具，遇盛暑则汲以济人，故名。”开封这口水井，地处要津路旁，冠名以“义”，是因为当地居民为了便利往来行人饮水小憩，不但在井上建亭遮阳避雨，而且还备有汲水的器具，考虑得十分周到。  

　　还有一句劝人自律的古谚：“千里井，不反唾。”反映的既是一种环保意识，又是一种公德观念。汉魏时曹植在《代刘勋妻王氏见出而为》的诗中写道：“谁言去妇薄，去妇情更重。千里不泻井，况乃昔所奉。远望未为遥，踟蹰不得共。”诗中写被休的弃妇虽要远去不复归，却也不忍心向门前那口水井倾倒脏东西——因为以往饮的是此井井水，井与人已有了感情。借水井表示妇人虽心中充满了怨恨，但依然有念旧之情的复杂感情。唐时《资暇录》记载了一个故事解说“千里井，不反唾”这句谚语的来历。南朝时有个小吏，出差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办事，临走时，把喂马的草料倾于所居驿站的井中，以为自己一走了之，再也不会喝这眼井的水了。可是命运却偏偏与他过不去。当他又一次来到此地再饮此井水时，被一根草茎刺在喉中，竟一命呜呼。糟踏水井的人不得好死，水井报复了他。这个故事用因果报应劝人向善。把这件事放大而言，人类因无节制地破坏生态环境而遭到大自然报复的教训数不胜数，难道不应该切实地记取吗？  

　　纵观中华井文化史，可以看到一种以井记人的文化现象，即许多名井常常与圣贤名士的名字或事迹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些名人井大多被后人载入史册，与此同时，有的还为井配亭、造栏，乃至赋名题额刻楹，既增景致，又能品味蕴藏其中的深刻文化内涵。 

　　与尧有关的“尧井”。《太平御览》卷一八九引《郡国志》云：“尧井在汜水县东十五里。汉高祖败，项羽追之，入此井得免。见井中有双鸠飞出，有蜘蛛网，因而得免。”与舜有关的“舜井”。《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二○四引《垣曲县志》云：“舜井。治北四十里即舜浚井匿空出处，旧迹尚存。井东北里许，路旁古柏，干大十围，荫复亩余。”又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八云：“齐州城东有孤石，平地耸起，俗谓之历山，以北有泉，号舜井；东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绝，云是舜东家之井。”此为另一舜井，在今山东省历城县。明谈迁《枣林杂俎》则具体地说：“舜井在历山下，绿床朱绠，妇子牵挽数十步不止也。深十五丈，左圆右方，或弃物于井，则从西出。”与大禹有关的“禹王井”。上古时，大禹治洪水获得成功，使民安居乐业，故成为中华民族心目中的治水英雄。《山海经?南次二经》“会稽之山”郭璞注：“今在会稽郡山阴县南，上有禹冢及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浙江水》亦云：“（会稽）山东有湮井，去庙七里，深不见底，谓之禹井。云东游者，多探其穴也。”与老子有关的“老子井”。老子是春秋时的大哲学家，道家的鼻祖。《古小说钩沉》辑《小说》：“襄邑县八十里曰濑乡，有老子庙，庙中九井。或云每汲一井，而八井俱动。”濑乡，即厉乡。宋罗泌《路史?后纪二》注云：“厉乡，神农生此，老子亦生此。” 

　　与庄子有关的“庄子井”。庄子是战国时的大哲学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在庄子的故乡（今河南省民权县顺河集东北三华里的清莲寺村），有一条庄子胡同。该胡同有古井一口，传为庄子汲水之井，故名“庄子井”。虽然年代久远，但此井至今井壁仍坚固完好，光似墨玉，泉水清洌，甘甜可口。乡人张良珂在《怀古诗》中赞此井道：“一抹林园带夕阳，名贤故里井泉香。居民莫作沧桑感，此水于今尚姓庄。”与孟子有关的“天震井”。孟庙又称亚圣庙，坐落在山东邹县南关街，是祭祀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的地方。孟庙亚圣殿前还有一眼神井，名曰天震井。井旁立有两块清代石碑，其中一碑刻有这样一段文字：“康熙十一年春，庙会演戏，充天之下，突震声如雷。有观会者坐夫子殿下，闻震惊讶失色，环望久之，见阶右地陷，熟视之，乃一井也。”据孟府珍藏《三迁志》说，天震井又名公平井，是上天特意赐与孟庙的，因为孔庙内有孔子故宅井，曾子庙内有涌泉井，颜庙内有陋巷井，惟独孟庙内无井，上苍甚觉不公，以为孟子作为亚圣，是仅次于孔子的大贤，本应享有与其他三圣同样的尊荣。于是便出现了这眼天赐神井。

　　与孔子弟子颜回有关的陋巷井。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以其品德高尚和勤奋好学为后人所景仰。孔子曾称赞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曲阜颜庙中有眼陋巷井，宋代时增设井亭，取名乐亭。陋巷井、乐亭两相呼应，全面地表现了孔子赞赏颜回的那句名言。陋巷井堪称颜庙中点题之物，其文化内涵不可低估。 

　　与屈原有关的“照面井”。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诞生在湖北秭归香炉坪。在香炉坪东面的伏虎山西坡，有一口古井，井水清澈见底，名叫照面井，相传是屈原的一面青铜宝镜变的。传说屈原小时候随身珍藏着一面小青铜镜，它能随时警醒屈原用功学习。屈原长大后，要到楚国的都城郢都做官，临走时，附近的乡亲们都来送行。为了表达对乡亲们的谢意，屈原就以铜镜相赠。大家觉得铜镜是个稀罕物，争相来看，不慎失手，铜镜掉到山坡上，变成了一口水井，水井清澈，可以照人。相传，好人来照，面目清楚；坏人一照，就奇形怪状。 

　　与秦始皇有关的“秦皇井”。秦始皇扫六合统一中国，为千古一帝。《广博物志》卷七引《楚地记》：“秦始皇入湘观衡山，道此渴甚，徐福以如意击之，清水涌出。后人就此凿井，名秦皇井。”与蒋琬有关的“伏虎井”。蒋琬，字公琰，湖南湘乡人，为三国蜀汉名臣。伏虎井位于湖南湘乡县城北正街蒋公祠（蒋琬故宅）前。井旁壁间嵌“伏虎石井”石碑，相传为清道光年间典史袁宪健所书。井水冰清玉洁，四时充盈，俯视其水若明镜可鉴。此井传为三国时蜀汉名臣蒋琬少年时所凿。蒋琬继承诸葛亮遗志，扶汉功勋卓著。邑人为了纪念他，于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重浚其故居水井，不久又在其宅塑像建祠。祠内有联云：“蜀中曾继如龙相，湘上今传伏虎名。” 

　　与苏轼有关的“东坡井”。今广西合浦县一校园内的“东坡亭”旁边有一口古井，相传为当年苏东坡出资所凿，故名“东坡井”。相传苏东坡到廉州后，得知廉州百姓饮水是从西门外的廉江挑回来的，就问人们为什么不打井。人们告诉他，当地的风水观念很重，认为城内挖井取水会破坏风水，所以城内只有前辈挖的三口水井。苏东坡听后大不以为然，他说，现在城内不但已有三口水井，还有许多池塘，这些井、塘对廉州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再挖井取水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为了说服百姓，他出资在自己的住处清乐轩附近开挖了一口水井，井成以后又请当地士人前来品尝。大家都认为这井水味甘质好，于是纷纷来这里担水。名人苏东坡带头挖井，廉州城内各处也纷纷效法，挖了许多井，为市民的饮水提供了方便。苏东坡离开廉州后，人们把他出资挖的那口井取名“东坡井”，并刻字纪念。 

　　水井与尧、舜、禹、老子、庄子、颜回、屈原、秦始皇、苏轼等这么多历史上的名人联系在一起，说明井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很容易使人饮水思源，联想起“吃水不忘掘井人”这句老话。中华民族具有知恩图报的美德，因而对那些文化巨人和以实际行动造福人民的仁人贤士总是念念不忘。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名人井中，有许多与女性联系紧密，如文君井、昭君井、文姬井、绿珠井、胭脂井、孝娥井、薛涛井等。究其文化根源，至少有二：一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井和女性都属阴，井与女子相联系，容易借此表示性别的象征意义；二是女主内，锅台、井台是女子生活的天地，井水照人，还可以用水为鉴，照照容颜，这些都与女子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文君井坐落在今四川邛崃县城内，相传为西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开设临邛酒肆时的旧井。《瑯嬛记》卷下引《采兰杂志》：“卓文君闺中庭内有一井，文君手汲则甘秀，用以沐浴则滑泽鲜好；他人汲之与常井等，沐浴亦不少异。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据说，四川邛崃古有文君酒，即汲此井水酿成。宋陆游曾写有《文君井》诗：“落魄西川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青鞋自笑无拘束，又向文君井上来。” 

　　中华先民视远离家乡谋生、流浪为不得已的行为。一句“背井离乡”的成语道出了多少辛酸与无奈，同时也从另一面道出了水井与人类的繁衍生息关系紧密。  

　　居家过日子，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更离不开水。有句老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巧妇更不能为无水之炊，只不过水太重要、太不可缺少了，如同阳光、空气一般，反而不好列举了。古人生活用水，井是主要的来源，汲井担水也就成了重要的家务劳动。《吕氏春秋?察传》曾记录下这样一则笑话：“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外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个。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丁家院内原本无井，只好用一个劳动力到外面担水。后来，丁家挖了一眼井，再也不用专人到外面担水了。姓丁的人高兴万分，对外人讲，我家穿井得一人。这句话被误解为打井时从地下挖出了一个人。后来经丁氏解释，才明白所谓“穿井得一人”的意思是：得一人所做的工作量，而不是得一人于井中。这个故事反映出水井对居家生活的重要。因为居家过日子离不开井，故古时许多人家都将井列为家产。  

　　由于井的普及，打井成为一门专业技术，并逐渐成为三百六十行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行当。井匠或称井工、井夫，是地下水源——井泉的开发者，他们以默默无闻的劳动为社会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井匠承揽的活计，通常包括开挖新井、淘浚旧井。就井匠这一行业而言，他们不但要有良好的体力，以承担繁重的挖井、浚井工作，还要掌握砌井砖、井筒的技术，并要有一定的“相地脉”的本领——即知道在哪里打井容易出水和出好水。另外，井匠还是个危险的职业，有时在凿井、浚井过程中会出现塌方、缺氧之类的事故，如果防范措施不到位，弄不好要伤及身体甚至搭上性命。  

　　井匠以外，还有以担水为职业的水夫。据《析津志》记载，元代大都（北京）城各处依井设立“施水堂”，供应居民及家畜用水。北京居民居住的里巷称胡同（据考证，“胡同”的蒙古语的意思即“井”），许多胡同的水井旁都搭建起窝棚小房，形成“井窝子”或“水屋子”——水铺，居民用水要到水铺来买。一个井窝子拥有一眼或几眼井，管理者一般要雇挑水夫为用水人家送水上门。清代有一首竹枝词《草珠一串》这样写道：“草帽新鲜袖口宽，布衫上又著摩肩。山东人若无生意，除是京师井尽干。”当年北京操卖水挑水生意的，多为山东人，而且大多祖辈相传。北京人视“井窝子”为下贱行业，不屑为之，吃苦耐劳的山东人却不挑肥拣瘦，只要能挣钱养家糊口，他们不嫌弃以此为业。  

　　水井与地名结缘，同样是由井的影响力所决定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井名用得长久了，往往被当作地名。宋代诗人黄庭坚，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分宁有个地方叫“双井”，因那里有两眼好井而得名。黄庭坚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双井”地名，如《赣上食莲有感》：“吾家双井塘，十里秋风香。”浙江梅城古镇北，有个地名叫“石板井头”，相传是东吴之主孙权的外婆家。一眼超过千年的古井，至今未竭，井上“六合古井”四字依稀可辨。在西北靠近沙漠的地方，地图上标有不少“井”字地名，如乱井、石板井、甜水井、周家井、谭家井、红柳丘井，等等，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地方干旱少雨，水井成为当地最重要乃至惟一的水源。这些与水相关的地名，表达着生命与水、生存与水、聚落与水的主题。湖南长沙城内的白沙井街、白沙巷、白沙岭、白沙里、白沙湾等街道名，皆因闻名遐迩的白沙古井而得名。白沙古井为旧时长沙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源之一，位于长沙市南门外白沙街东隅，有井四口，各两尺见方，甘露从井底涌出，终年不断，名曰沙水。据《清一统志》说，井“在县东南两里，广仅尺许，最甘冽，汲久不竭”，被誉为长沙第一井。  

　　与井相关的地名举不胜举，不过大家最为熟知的当属北京的王府井——一条距紫禁城不远的繁华商业街。王府井大街始建于元代初年至元四年，历有“十王府街”、“王府大街”之称。据考证，王府井的地名，源于明中叶以来街上的一眼老井。《乾隆京城全图》和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均绘该街只有一井，并明示所在位置。公元1998年王府井大街整修时，发现了那眼堙没了70余年的老井遗迹。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的都城，王府多，而每个王府，差不多都是“侯门深似海”，院落、房屋重重，大宅门中自然会凿有数口水井，作为饮用、洗涤以及园林、消防等方面之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住几间房子、穿什么衣服都有严格的规定，就连王府中凿井的眼数，也有明确的限额。如明朝弘治八年所定王府府制，规定王府水井最多不能超过“一十六口”。现如今的王府井大街，正是当年某个王爷的府第，而那口井就坐落在当年的王府中。大概因那眼老井较其他井水水质甘甜，且水量很大，故成为王府井中的“大腕”，人们千呼万唤，这一带的地名便叫成了“王府井”了。  

　　在中国风景名胜的大观园中，一些有着文化底蕴的古井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山东历城，相传是神话传说的五帝之一——虞舜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有舜井和舜祠，并成为当地一景和历代文人墨客凭吊的地方。金代诗人元好问在凭吊舜井中看到了满目的荒凉和废墟，有感而发，在《舜泉效远祖道州府君体》一诗中写道：“丧乱二十载，祠宇为灰烟。两泉废不治，渐著瓦砾填。蛙跳聚浮沫，羊饮留余膻……我欲操畚锸，浚水及其源。再令泥浊地，一变清泠渊……”以纪实之笔，写出了舜井的沧桑和作者的希望。湖南长沙城内有汉代文学家贾谊的故宅，相传宅院中的古井为贾谊所凿。此井历经两千年的沧桑，一直保存至今，成为游人经常光顾的名胜。杜甫当年游览此井，写下了“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的诗句。陕西户县草堂寺，是一座有1500年历史的古寺。寺西北有一眼古井，井口水汽蒸腾，在夕阳的辉映下，云雾缭绕，成为“关中八景”之一的“草堂烟雾”。清乾隆年间《天津府志》记“天津八景”、“青县八景”、“沧州十景”等七组景观，其中三组是由水井形成的景观。如青县八景之一的“古井今声”，因那眼井“投瓦砾于中如击钏磬声，音韵铿锵，悠然远听”，遂成八景之一。  

　　南皮八景中，“龙井晴云”亦位列其中。  

　　井，其引申意义很多。与井相关的土地制度有井田制（前已述）。由井田又衍生出井径（田间小路）、井圃（园圃）、井市等。井市（又称市井、井肆、井闾），古代因井为市，故称，现指做买卖的街市，又代称商贾。由井市又引申出井曲（指里巷，里弄）、井里（指乡里，里巷）、井邑（指城镇，乡村，市井，故里）、井甸（泛指村落）、井陌（指街道）、井屋（指农舍、村落）、井落（村落）、井屏（厕所，隐僻处）等。井臼，原意指汲水舂米，泛指操持家务。  

　　因形似水井而得名的有天井、矿井、藻井等。天井，指四周或三面房屋和围墙中间的空地，其形如井而露天，故以为名。矿井，指地下采矿时设置的通往地面的通道，一般隔成两或三格，分别供溜放矿石、运送材料、上下人员和通风之用。  

　　藻井，又称天花板，亦称“承尘”。  

　　与井相关的星宿有井宿，又称井冠、井星，星官名，为二十八宿中朱雀七宿的第一宿。有星八颗，属双子座。组成井宿的八颗星，其相互位置关系略似一个“井”字。这是华夏先民设想的天国里的水井。中国古代天文学命名星辰，以大地上的事物为对应点，天下有何事物，天上便有何星辰，对于井宿的命名也是如此。  

　　井宿不但形如井形，在古代天文学的构架中，它还拥有水的实质，即井星主水。  

　　如果水星出现在井宿附近，古人便认为是将出现洪涝灾害的征兆。  

　　井又是经穴名，五腧穴（井、荥、俞、经、合）之一，是十二经脉的起源处。  

　　井又是古国名，如井家、井长、井方。  

　　井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哲学等方面结缘，从另一侧面显现出井的文化内涵。  

　　水井入诗（词），并不鲜见。宋朝诗人梅尧臣写有一首咏宫中水井的诗，把井的好处着实赞美了一番：“宫井非固一，独传甘与清。酿成光禄酒，调作太宫羹。上舍银瓶贮，斋庐玉茗烹。相如方病渴，空听辘轳声。”一眼甘井，妙用多多，可以酿成美酒，可以调成鲜羮，可以烹煮佳茗，还可以为饱受渴病之苦的司马相如减轻病痛。  

　　清代张祥河《岁除三祀诗和钱心壶院长》，更是把井与天上人间的许多事物联系起来，充满了对井的敬仰：“井星上熊熊，井田下庚庚。《易》义养不穷，王政于以行。吾斋居其眉，玉虎牵银罂。吏退静无事，辘轳时有声。岁除祀童子，果饵席地呈。一八与四八，界字飞泉清。”多汲不为损，少汲亦不盈。亮哉李尤铭，执宪何邪倾。”诗中先是写与井相关的事物，如天上的井宿，古代的井田，《易经》的“井卦”。又写目睹之物——井湄（眉）和辘轳（玉虎）与汲水器（银罂）。再写耳闻之音——平日清静的院子，传来辘轳提水的声响，颇有空山鸟啼的意境。再写除夕已到，该准备糕点果品之类的东西祭祀井神童子。又写两句为井字谜：“一八与四八”，用了加法和乘法，一八四八合为五八，五八四十，“井”字形如四个“十”。最后两句，用《易经》语义。  

　　清人孙适斋仿白乐天的《江南好》作词十首，吟颂“温州好”。其中一篇写道：“温州好，水土甲东南。游遍千山无瘴疠，汲来千井尽清甘，久住使人贪。”孙适斋乃山东济宁人，南下小住温州，一下被这里的好山好水还有好井所吸引。词中还特别提到了温州的井，称“汲来千井尽清甘”，竟使客居者也乐不思蜀——“久住使人贪”了。  

　　园林的井、达官显贵家的井，往往雕饰有华美的井栏，简直就是一景。这样的井入诗，古人爱用玉栏、金井之类美妙的字眼。金井常与梧桐相配，往往成为咏秋的常用熟典。如：南朝费昶《行路难》：“玉栏金井牵辘轳”；唐李白《长相思》：“络纬秋啼金井阑”，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鸦啼金井下疏桐”，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金井梧桐秋叶黄”；南唐冯延巳《抛球乐》：“飘尽碧梧金井寒”；宋代裘万顷《早作》：“井梧飞叶送秋声”；清代《冷庐杂识》载女子《七夕》：“梧桐金井露华秋”，等等。  

　　金井，按照阴阳五行之说，金为西，色白，主秋。梧桐，落叶乔木，叶子掌状分裂，且比一般树叶大得多。秋至，满树的梧桐叶便飘飘落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因此，金井梧桐自然会连着赋秋吟秋的笔墨，牵着感秋伤秋的情怀。秋风萧瑟，使人易生悲秋伤感之情，井水被染上这种感情色彩，常常成为古诗词描写离愁别绪的“道具”。如唐代陆龟蒙《井上桐》：“美人伤离别，汲井长待晓。愁因辘轳转，惊起双栖鸟。”曹邺《金井怨》：“西风吹急景，美人照金井。不见面上花，却恨井中影。”井与蛙的关系源远流长，最富有思想文化意义的形象则是“井蛙”。战国时大哲学家庄周首开其端。《庄子?秋水》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意思是说，井蛙局限于井的空间，和它谈论大海，很难；夏虫局限于夏秋的时间，对它讲述冰冻，也难。看来，时空的局限，有时是难以逾越的。接着，庄子又为我们编织了一则“阱之蛙”的寓言故事：井中之蛙认为自己“擅一壑之水”，有无穷的美和快乐，他甚至请来东海之鳖来欣赏他在井中的惬意生活，但“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只好“逡巡而却”。于是海龟便把大海的壮观情形告诉给了井蛙，“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未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井之蛙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坐井观天的井蛙囿于浅井的局限，弄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这个经典的寓言故事，奠定了井蛙的鼎鼎大名。之后，许多人津津乐道于井蛙这个绝妙的素材，不断进行创作，使井蛙的形象愈加丰满生动起来，以至于成为诠释“坐井观天”之类现象的符号。《荀子?正论》：“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晋书?郭璞传》：“鹪鹩不可与论云翼，井蛙难与量海螯。”苏轼《辨道歌》：“吾恨尔见有所遮，海波或至惊井蛙。”井蛙不只生活在寓言中，不只是表示某种思想观念的符号，他还走入文学，在戏剧、小说和民间文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明代小说《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的包公勘案故事——“究巨蛙井得死尸”，民间传说刘海戏蟾、青蛙皇帝等。  

　　井名、井铭和井联的出现，也给井染上了浓重的文化气息，使井成为文化的载体。一眼古井，题上名号或赞誉之词，往往会为井平添风采，甚至成为一道景观。  

　　井的题名，往往付诸井栏。温州有一口古井，井栏铁铸，上有宋元祐年间的两次题名。铸字采取金文字体，古色古香。济南城内有口古井，称甘露，井名已够美，再加上井栏上有一行“天生自来泉”的铭刻，更添古井文化内涵。为井竖碑立传的还有井铭。铭是一种文体，往往以言简意赅的文字记述事物。唐代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凿井以供民需。井成，柳宗元欣然写下了井铭：“盈以其神，其来不穷，惠我后人。噫！畴肯似于政，其来日新。”以极其简约的文字，讲到井泉源源不竭，带给人的好处，并由此及彼，表达了政治要日日新的愿望。南京有口南朝留下的井阳宫井，是南朝亡国皇帝陈叔宝与两位宠妃在城破时藏身之地。后人又称此井为辱井。宋代欧阳修《唐景阳井铭跋》记述道：“景阳楼下《井铭》，不著撰人名氏，述隋灭陈，叔宝与张丽华等投井事，其后有铭为戒。……其铭文隐隐尚可读处，有云前车已倾，负乘将没者，又可叹也。”朝代兴衰，物是人非，但可借鉴者却永远留了下来。井铭警示后人当以辱井为戒！有些井还配有井亭，既覆井护井，又增添了景致，同时也为题额刻楹提供了便利条件。于是有些名井除了井额、亭匾之外，还题有井联。四川邛崃，当年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地方，有文君井、古琴台，其旁有这样一副楹联：“井上疏风竹有月，台前古月琴无弦。”对仗工整，蕴意高古。浙江瑞安市之西圣井山上有眼千年古井——圣井。井在许真君神座前，井旁石柱上刻有这样一副对联：“名山涌泉称圣，胜水潜潭曰井”，道出了圣井名称的来历。  

　　就中国古代哲学的角度而言，井属阴。中国古代哲学中提出了著名的阴阳概念和范畴，认为阴阳是世界的对立统一，万物都分为阴阳。因井处于地中，属水，故井属阴。在华夏先民参天悟地、推演宇宙奥妙的《易经》中，井是六十四卦之一，为井卦，卦象为巽下坎上。井为卦名，确有深刻的哲学涵义。《易经?井》：“象曰：木上有水，井。”本卦为异卦相叠（巽下坎上）。上卦为坎，坎为水；下卦为巽，巽为木。上坎下巽，有树木得水滋润而蓬勃生长之象。水为生命之源，水井则是人们取水的重要源地。《易经》以井为卦名，集中反映了人们的劳动与生活以及自然条件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用《易经》的语言，可以概括为“养”。《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孔颖达疏：“井之为养义，汲养而不穷。”这里的“养”，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对人类提供的生养条件，一是指人类对自然生存环境的珍惜和保护，这就形成了“井养”与“养井”一对特殊的概念。在华夏传统的阴阳观念中，男为乾为阳，女为坤为阴，故女人与井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唐诗中就有以水井对应女人的内容。如陆龟蒙《野井》：“朱阁前头露井多，碧梧桐下美人过。”曹邺《金井怨》：“西风吹急景，美人照金井。”井与美人相提并论，浸透着阴柔的色调。“古井”一词，主要用做形容一类人特别是女人的心态。孟郊《列女操》：“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无死守寡，连再嫁的念头都无，正所谓心如古井，波澜不兴。后来，“古井”一词又演化为特指寡妇，如果谁娶了寡妇、妓女之类的女人做老婆，就叫“淘古井”。由于“古井”加了这个动词“淘”字，使原本用来形容贞妇的“古井”也变了味。井又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水，故一些地方习俗，如果算命先生为孩子批八字得出命中缺水的结论，就要抱着孩子向井磕头，并给孩子起一个带“水”字的名字，有的则干脆认个水井为“干妈”——这些做法无疑都是八字之中“水”不足，井来补的观念反映。  

　　就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而言，“井者，法也”。以水井喻法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独具特色的篇章。“井者，法也”，所取在于井水之平。井水波澜不兴，较之江河湖海之水，最为平稳。法令要公平公正，以井水象征可谓恰当。《后汉书?天文志中》说：“东井，秦地，为法。三星合，内外有兵，又为法令及水。”三星合，指东汉永元五年四月金星、火星、水星“俱在东井”。东井即井宿，由八颗星组成。井星“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另外，井宿之星不仅星光明亮，而且诸星位置端正，排列有序。唐代《黄帝占》称井宿道：“东井主水，用法清平如水，王者心正，得天理，则井星正行位，主法制著明。”中国古代主张“天人合一”，世事影响天象，故称井宿代表“天府法令”。另外，井喻法度，其取义，可能与井田之井有关，如“井井有条”、“井然有序”等。 

　　井本来是一种生产生活的设施，与政治似乎不太搭界，但中国古代的井却在谶纬迷信的笼罩下，真真切切地与政治挂起钩来。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封建帝王热衷于借世间的一些物象，编造故事，为自己“君权神授”、“奉天承运”找借口、造舆论。井出符命的骗局，就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多次上演。  

　　两汉之际，王莽为了篡汉，便使出了井出符命的伎俩。据《汉书》记载，当时，“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井出石的戏法一出，捧王莽臭脚的人便蜂拥而上，请求王莽顺应天命早登龙庭。王莽顺水推舟，先是做起了“摄皇帝”，三年后，又以“新井自出”等十二符瑞出现为理由，在汉高帝庙中接受“禅让”，定国号为“新”，堂而皇之地当起了皇帝。  

　　自王莽始，井里捞天命的历史闹剧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长江三峡奉节有座白帝城，为汉时公孙述所筑。公孙述值两汉之际，拥兵自重，割据四川，先是自立蜀王，后又称白帝。白帝城原名鱼复，城中有一井。相传有一天，公孙述见一条白龙出井，以为应己之祥，改城名为白帝。从蜀王到白帝，他以殿前白龙出井为称帝造舆论。称帝后，年号龙兴，仍做井出白龙的文章。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井出白龙的符瑞最终也没挡住公孙述兵败被杀的命运。三国时，东吴的孙坚也曾利用井来为自己称王称帝做文章。  

　　据《后汉书》和《三国志》载，孙坚曾从井中捞出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字样的玉玺。孙坚得此玉玺，匿而不报，被诸侯认为“阴藏异志”。后来孙权三分天下有其一，成为东吴的主宰。据晋代张僧监《浔阳记》说，孙权到湓口城（今江西九江），从古井中得到铭石一块，铭文是“汉六年颖阴侯开此井”。孙权“见铭，欣悦以为己瑞”。接着占卜，卜辞是：“三百年当塞，塞后不度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明眼人一看，便可知这是为“应运者”的孙权登基称王称帝制造影响。魏明帝曹叡也不例外，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明帝继位后，先用“太和”年号，六年后因有人看见“青龙见郏之摩陂（河南摩陂）井中”，魏明帝认为这是吉兆，于是便改年号为“青龙”。值得玩味的是，关于井中龙现，还有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非但不是吉兆，反而预示着灾难即将降临。《汉书?五行志》载：“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两龙现于兰陵延东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刘向以为龙贵象而困于庶人井中，象诸侯将有幽执之祸。其后吕太后幽杀三赵王，诸吕亦诛灭。京房《易传》曰：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又曰：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一会说井现龙是吉瑞，一会又说是灾殃，完全是为了政治需要而牵强附会。  

　　“浪井”也被说成帝王的符瑞。明代《广博物志》引《当阳记》说，三国时孙权曾有浪井之瑞，并说所谓浪井，指“井甚深，大江中风浪，此井辄动。士人呼为浪井”。看来浪井是喧沸、涌动之井。《南齐书?祥瑞志》引《瑞应图》：“浪井不凿自成，王者清静，则仙人主之。”南朝徐陵《孝义寺碑》：“嘉禾自秀，浪井自清。”浪井出祥瑞之事，《晋书?郭璞传》曾有这样一则记载：“时元帝初镇建邺，（王）导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东北郡县有武名者，当出铎，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有阳名者，井当沸。其后晋陵武进县人于田中得铜铎五枚，历阳县中止沸，经日乃止。”司马睿镇守建业，大将军王导让郭璞算了一卦。郭说出现铜铎和沸井（即浪井），均为“受命之符”。  

　　因水井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地，故古人对水井充满了崇拜之情，并加以祭祀。《礼记?月令》载：“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井，古又指泉。《吕氏春秋?本味》：“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井泉即水井，它与江河湖海等水体一样，都是古人崇拜的对象。  

　　对于祭井风俗，《太平御览》引《世本》一书提出，五祀祭井起源于远古：“微作五祀”——“微者，殷王八世孙。五祀，谓门、户及井、灶、中霤”，认为祀井起自殷商时代。汉代班固所撰《白虎通义》是记录古代社会生活情况的重要书籍，其内容不仅涉及庙堂文化，也保留下许多世俗文化的材料。书中有关于五祀祭井的记录，“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出入所饮食，故为神而祭之”，“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万物伏藏”。门、户、井、灶、中霤（土地）都是事关人类繁衍生息的事物，都有着造福人类的功劳，所以均被古人列为祭祀的对象。按照阴阳五行说，冬属水。冬日里万物伏藏，而井恰是水藏地中的形象，因此冬祭井便成为历史悠久的古代风俗之一。对于祭井之俗，并非只有《白虎通义》、《太平御览》记载，东汉王充的《论衡》、蔡邕的《独断》，直至《清史稿》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都有言之凿凿的记录。  

　　岁时祭井，为的是一年的风调雨顺、吉祥如意；遇旱祭井，则是因事而祀，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让井泉别干涸，清水永驻。明代朗瑛《七修类稿》载，嘉靖庚申岁杭州大旱，“河井俱竭，家人往汲数里。因祭井，而明日得清泉焉”。大旱之年，河断流，井枯竭。为了让家人免受“往汲数里”之苦，于是对自家院中的古井先祭后浚，复得井泉涌现。朗瑛认为这是“诚能动神”，他在《祭井文》中写道：“父甃斯井，百四十年。神乃司之，有洌其泉。载汲载饮，施及邻焉。今胡告涸，无本称源。敬陈薄奠，再浚再搴。希神普化，上出清涟。混混不竭，显神之权。既全泉名，亦表予虔。神惠永赖，传之简编。”文不满百，但体现了对井神的无限敬仰与祈求之情。  

　　古人对井的崇拜之情，还体现在为井设祀建庙上。浙江瑞安市西有座圣井山，山上有座圣井殿，山和殿都得名于一眼千年古井——圣井。据清嘉庆年间《瑞安县志》记载：“圣井，在顶，深广不盈尺，遇旱有水，或称海眼，随潮升降，祷之水涌，即雨。”该井位于许真君神座前。许真君为道教名人，相传曾治水旱，降蛟龙锁于南昌铁柱井中。祷圣井与祀真君融为一体，反映了当地民众祈望水旱从人的心理。另据明代《西湖游览志》载，杭州吴山坊内有一眼古井，为吴越时开凿。其井水质佳、水量足。南宋淳祐年间，有一年天大旱，“城井皆涸，独此井日下万绠，不减不盈，都人神之”。被当地人视为神井，于是由官府出面，“立祠其畔”。一些地方为了祀井方便，还往往在井旁设立神龛。如贵州安顺天龙镇的一眼公共大井前有座小神龛，称为“水晶宫”。长沙城内著名的白沙井旁也设有神龛一座。  

　　中国古代的一些岁时习俗也体现了对井的崇拜。如除夕封井是许多地方的年俗。  

　　清乾隆年间陕西《洛南县志》载，除夕门换桃符，贴春联，封井。云南《续修玉溪县志》说，除夕“以桃柳枝封井，元日不汲水”。清代广东《澄海县志》载，自腊月二十四到大年三十，“覆井不汲”。除夕封井的习俗缘于年关之际诸神下界的传说。迷信认为，诸神下界，带来各种毒素，为了避免诸神向水中投毒，便要封井拒之。这类传说，与“年”是魔怪，以爆竹吓之，出自同一心理。再如二月二龙抬头节，许多地方有由水井引龙、领龙的习俗。据清嘉庆十五年河北《滦州志》载：“二月二日为龙抬头。农家用灰自户引至井，用糠自井引至瓮，谓之龙入宅，主有财福。”在古人看来，江、河、湖、海、潭、井，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龙潜伏着。于是居家多近井，且井泉较其他水域平和，想象中的龙也自然和善温顺，易于接近，故引龙、领龙多选择井。此外，民间还有清明淘井、端午汲井水送灾、六月六贮井水等风俗。  

　　因对井的崇拜，还衍生出井与充满迷信色彩之神秘文化的诸多关联。如：祷井祈雨。祈雨谒井是古时许多地方盛行的风俗。按照中国古代的阴阳之说，井为阴，很容易产生“祷雨多应”的想象。据清代方浚师《蕉轩随录》的“邯郸龙王庙铁牌”条云：“《一统志》载：圣井在邯郸县西北二十里高阜上，水与井平，其深莫测。水溢出北流，汇而为池，祷雨多应。”20世纪20年代吉林《农安县志》载：“岁旱，则集多人顶柳跣足，舁龙驾游行各处……遇井、庙辄跪拜焚香祭之，起时齐呼阿弥陀佛，声动于天。俗早求雨。”风水说中的井。风水术用来勘寻城镇、农村及院落房屋的营建，对地形地貌、门前院后的选择有许多讲究，有时不免要做井的文章。风水对井的方位十分讲究，清代风水著作《阳宅撮要》中专门有一章论“井”，是书宣称：“凡井于来龙生气旺方开之，则人聪明长寿。若在来龙绝气方开之，夭而愚顽。”有时，风水说还对某地适合不适合凿井有自己的说法。据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载：“惠州城中亦无井，民皆汲东江以饮。堪舆家谓惠称鹅城，乃飞鹅之地，不可穿鹅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与归善县城地皆咸，不可井。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饮云。”惠州城中地下水水质苦咸不佳，难以饮用，居民自然会以饮江水为主。加之风水先生的鼓噪，言穿井会伤鹅背，破了风水要遭殃，老百姓更不敢凿井以饮了。其实，风水先生忌伤鹅背之说，一多半是借当地地下水水质不佳的情况而虚张声势，造成凿井伤“鹅”的假象。难怪《广东新语》的作者会斥责“此甚妄也”。又如，以井厌火说。  

　　中国传统的“五行”说，以“五行相生相胜”为基本观念。井为阴、为水，水克火，这就出现了以井厌火的观念。清代《广东新语》说，包拯做端州太守时，曾在城内外凿井七眼，“城以内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称之为七星井。这七星井，一是借指天上的七组星宿——北方玄武七星宿（古人将二十八宿分为四组，并附以五行五色之说，即东方青龙属木、西方白虎属金、南方朱雀属火，北方玄武属水），其五行主水；二是借指北斗七星，勺星所舀的，是玉液琼浆，也是水。这七星井的作用，主要是辟邪保安，自然也包括禳火镇灾。故许多风水先生便提出凿七星井以禳火灾的说法（其实，七星井对于防火的实际用处，不是镇住了所谓“地火”，而是遇有火灾，便于就近汲井取水，及时扑救），甚至对房屋棚顶，也称为藻井、绮井，同样具有“以水克火”的符号意义。在河南偃师，曾出土过一件汉代冥器陶井，陶井四面均有印纹图案，图案之外，又有“灭火东井”的字样。这里的东井，当指天上井宿——井宿为二十八星宿之一，又称东井——天上的水井。标有“东井”字样的陶井，也就具有了超越“凡井”的象征意义——成为禳火镇火的符号。其所寄托是，让灭火的水源伴随亡者，平安升天。再如，以井镇水患说。古人对洪水等自然现象充满了恐怖和无奈，故常以厌胜之法以治之，以井镇水患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太平广记》引《祥异集验》说：“贾耽在滑台城北，命人凿八角井以镇黄河。”在古人的意识中，十二地支、十天干、八卦，都有平安驱邪的意义。井口八角，取数八，合于八卦之数。八角八面，天地乾坤，坎水离火，震、艮巽兑，各就各位，看它黄河还敢漫堤决口。只可惜，这一切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想象而已，有谁见了黄河因此而不再肆虐？  

　　因对井的崇拜，古人还在冥思玄想中创造了井神、井龙、井鬼等形象，并编织了许多荒诞离奇的故事。  

　　古人认为万物有灵，凡水域都会有神灵主宰。井神，民间称为井神童子或井泉童子。井神童子的形象，见于文人的笔下。南宋许棐《责井文》写到，天旱井竭，井的主人便对着井口大加责难。之后，在睡梦中遇到了井神童子：“见童子蓬头土面，焦唇燥吻，喁喁而告曰：吾井神也。使尔釜不生尘，衣不凝垢者，谁也？……久济亡功，一渴成怨，何少恩耶？当扣天阍，辟户泉，偿子无穷之汲。”这里，井神的形象，则是“蓬头土面，焦唇燥吻”，同样是遭受干旱之苦且忍辱负重的样子。文题为责井，实则是设身处地，为井神童子代言苦衷。  

　　清代袁枚《子不语》也讲到了井泉童子：“苏州缪孝廉涣，余年家子也。其儿喜官，年十二，性顽劣。与群儿戏，溲于井中。是夜得疾，呼为井泉童子所控，府城隍批责二十板。旦起视之，两臀青矣。疾小痊，超三日，复剧，又呼曰：井泉童子嫌城隍神徇同乡情面，罪大罚小，故又控于司路神。神云：此儿污人食井，罪与蛊毒同科，应取其命。是夕遂卒。”这里的井泉童子，不仅负责井的水量，还负责井的水质保护。有个顽劣之童向城隍控告，城隍判为责打二十板。井泉童子认为量刑过轻，出于守土有责的责任心，又向司路之神控告，将污井者判了死刑。  

　　古人创造的井神还有井大夫、吹箫女子、井神姑娘等。  

　　除了井泉之神外，还有护井之神。水井做为饮用的水源，其卫生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华夏先民对井的安全和卫生历来十分重视，故在他们造神的奇思妙想下，护井之神也位列其中，著名的水井保护神有拿公、温元帅等。拿公，相传为唐朝人。有一年，瘟神下界，向井中投毒，被拿公发现。拿公告诉众人井水有毒，大家不信。为解众人之危，拿公挺身而出，喝井水以证有毒，身亡而成神。  

　　温元帅名叫温琼，为道教护法神四大元帅之一（另三位分别是马王爷、赵公明、关羽）。相传温琼为大火星投胎，自幼聪颖好学，经史子集无所不通。然而却命运不济，科考屡试不第。一气之下，发誓“生不能致君泽民，死当为泰山神，以除天下恶厉耳”。就这样，温琼成了东岳泰山的保护神。元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说，温元帅上可朝拜天宫，下可巡察五岳，“血食于温州”——又是地方保护神。人们又想象他守在水井旁，舍生取义，保一方平安。据叶大兵《温州东岳庙会剖析》一文载，当年温琼在城内一座庙宇内攻读诗书。一天深夜，他发现两个疫鬼在井中投毒，便守在井边直到天亮。当挑水的人们一大早起来到井边担水时，温琼一面护住井口，一面向大家说明井中有毒的真相。但人们都不相信他的话。温琼见说服不了大家，便纵身跳井而死。众人将其尸从井中捞起，发现他全身发蓝，为中毒身亡。后被封为忠靖王，为泰山神所属的元帅，俗称“温元帅”，即东岳神，兼司驱疫，为蓝面神像。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百花园中，有关井的神话传说并不算少，大多是现实生活的折射。  

　　关于九井的神话。传说在众神之都的昆仑山上，有九眼天井。《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下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  

　　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先民们以奇异浪漫的想象创造了神话，但神话却又是人间生活的折射。这则神话讲到了安居（开明兽守门）、饮食（木禾）、水源（九井）等，分明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孜孜追求的理想王国。看来，神仙同人一样，也要饮水，故神话讲到了水井——“面有九井，以玉为槛”——天神的都城的每一面有九眼井，井栏为玉石雕饰。九井的神话还与神农、老子这些历史人物有牵连。《后汉书?郡国志》注引《荆州志》说：“县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神农所生。又有周回一顷二十亩地，外有两重堑，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动，即此地为神农社，常年祠之。”神农即炎帝，相传神农“播百谷”、“尝百草”，被华夏民族奉为农业和医药之神，其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开始由渔猎走向农业文明的时期。神农之井与众不同之处有三：一是“九井自穿”。不凿而井生，这种“自穿”之井在古代被视为帝王符瑞的所谓“浪井”，井随神农诞生而自穿而生，充满神奇。二是井的眼数为九。“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奇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中最大的数。随神农而来的井不是一眼两眼，也不是十眼八眼，而是九眼——这无疑是井多的意思。三是“汲一井则众井动”，即九井联动，说明九井之间互有感应。这一连串的与众不同，正是与神农之奇相契合。“神农即育，九井自穿”的神话传说，已充分说明在农业社会的定居生活中，打井汲泉成了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也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再来说老子与九井的传说。河南鹿邑县为老子故里，汉时在那里始建老子祠庙。《太平御览》引《濑乡记》说：“老子庙有九井，汲一井，余井水皆动。”唐代《酉阳杂俎》也说：“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为孕，三色气绕身，五行兽卫。  

　　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陈国苦县赖乡涡水之阳，九井西，李下。”老子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其孕育和诞生自然要被渲染得充满神话色彩，于是，便有所谓的“九井西，李下”的重要环境标志。老子庙中的九井，与神农九井一样，也是互相感应的——在任何一眼中汲水，其他八眼都要随之而动。  

　　关于井与海相通的神话，也有多则，现举二例。其一，“龙井”。杭州的龙井，井泉源极盛，即使干旱亦不枯竭，百姓以为井中驻有龙神，才使井水永不枯竭。  

　　相传古时每逢干旱，当地百姓都要到龙井祀龙求雨。据说屡试不爽，百姓以为这口井与海相通，其中必有龙神把守，故称之为“龙井”（也叫“龙泓”、“龙湫”）。其二，“霸下井”。在山东邹县孟子庙第三院落东侧，有一座康熙御碑亭。亭内康熙“御制孟子庙碑”的碑座是一只狮头、龟盖、鹰爪、蛇尾的石雕怪兽，名叫“霸下”。传说霸下是龙的第六子，喜文好负重，力大无穷。此处霸下身下有一眼深不可测的古井。当地传说，这眼古井连通东海，若是海水倒流，井水上窜，邹县城区将是一片汪洋。为镇住海水，人们耗费了大量的资财，但收效甚微。自从霸下在此守井，当地再无水灾之患。于是霸下成为主宰邹城安全的水神和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每年正月十六这天，当地百姓都要为霸下举行祭祀庙会，焚香上供，祈求霸下保佑全城人平安幸福。上述两则神话的生成，是古人对地下水的形成机理不明之故，以为泉水之不竭，是因为井与大海相通。  

　　关于“井出鳖灵”的神话。据《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古代蜀国有望帝杜宇为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且以善于种植而为蜀人所拥戴。后蜀国发生大洪水，杜宇束手无策，便以鳖灵为相负责治水。鳖灵因治水有功，望帝效法尧舜，将王位禅让给他，号为开明帝。关于鳖灵的来历，充满了神话色彩，且与井有关。《禽经》引《蜀志》：“时荆州有一人，化从井从，名曰鳖灵。”鳖灵是治水的行家，他的出生来历与井有关，这大概是因为与江河湖海相比，井最为平和，恩惠于人而无害。井出鳖灵，一方面表明鳖灵为水族，具有治水的本领，一方面说他是带着祥和和希望走上治水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