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定区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补给，经常或间歇地沿着狭长凹地流动的水流，称为河流或河川。河流是地球上水文循环的重要路途，宛如血管中的血液流淌在大地上。世界河流的总水量不到地球总水量的万分之一，但人类与河流更接近，取用的大多是江河之水。因此，尽管河流只是河流水量的一小部分，但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却远远大于其他水体。在地球的各类水体中，滔滔江河之水总是流动着，载浮载沉，一路滋润、一路养育，然后涌进大海。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大大小小的江河，就是它们，冲开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冲出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江河息息相关。江河是哺育人类的母亲，是生命之源、文明之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认识江河、顺应江河和治理开发与保护江河，从而推进文明进步的伟大历史。  

　　华夏民族栖息之地幅员广阔，各地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差异较大。河流作为地理气候的产物，同样存在着很大差异。从我国的江河补给水源来看，有雨水、地下水、高山冰雪融水、季节积雪融水，以及各种混合补给类型的河流；从江河之水最终的归宿来看，有外流河和内流河之分（直接或间接流入海洋的河流称外流河，不能流入海洋的河流称内流河）；从江河水力状况来分，有长年流水的河流和季节性河流。外流区的江河，几乎都沿着三个地形斜面分别注入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外流河的集水范围称外流区域；内流河的集水范围称内流区域。  

　　外流区由南到北分布着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及松花江七大江河，其中除松花江汇入黑龙江后流出境外，其余皆东流注入太平洋。此外，还有桂南粤西沿海诸河、东南沿海诸河、山东半岛诸河、冀东沿海诸河、辽西诸河、辽东半岛诸河以及台湾、海南岛诸河等中小河流直接入海。这些沿海河流的主要特征是：流域面积不大，源短流急，水量丰富，河水较清。  

　　中国的内流区的面积很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主要分布于中国北部的内蒙古高原，西北的河西走廊、柴达木盆地、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藏的藏北高原。此外，东北的松嫩地区也有局部的内流区域。位于新疆的塔里木河，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河，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内流河之一。  

　　国际性河流多位于中国东北、西北、西南，流向不一，分别注入太平洋、北冰洋和印度洋。中国东北的国际性河流有黑龙江水系，黑龙江干流的南源额尔古纳河以及支流乌苏里江，都是中俄两国的界河。黑龙江干流的北源石勒喀河，发源于蒙古国北部的肯特山东麓；南源额尔古纳河，源出中国大兴安岭西侧的吉勒老奇山。南北两源在黑龙江省的漠河镇西部汇合后始称黑龙江。黑龙江先向东流，后又折向东北，先后接纳松花江、乌苏里江等支流，最后在俄罗斯境内注入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之间的鞑靼海峡。黑龙江在中国境内全长3420公里，流域面积25.48万平方公里，径流总量达2709亿米3，为黄河水量的5倍。图门江和鸭绿江为中朝界河，前者东流入日本海；后者则流向西南注入黄海。绥芬河的支流班布图河亦为中俄界河，克鲁伦河和哈拉哈河均为中蒙国际河流。中国西北边疆的国际河流，有北疆的额尔齐斯河、额敏河及伊犁河、乌伦古河，南疆的喀什噶尔河及塔里木河的支流阿克苏河，其中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是中国西部沟通哈萨克的两条重要的国际河流，也是西北边疆流量最大、具有独特水文特性的两条大河。中国西南地区的国际河流，主要有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等，均发源于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其下游分别流经印度、孟加拉、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注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些河流具有源远流长、坡陡谷深、水力资源丰富的特征。  

　　另外，中国古代的人工河流——运河系统十分发达，并已成为中国江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河流虽多，但在地区上分布很不均匀。中国的河网密度（一个地区河流的多少，常用河网密度——每平方公里面积河流的总长度来表示）总的趋势是南方大，北方小；东部大，西部小。东部地区河网密集，其密度都在0.1以上，而西部内陆区几乎都在0.1以下，而且有大片的无流区（即河网密度为零）。东部地区的南方与北方河网密度的差异也很大，南方几乎都在0.5以上，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河网密度最大的地区，都在2.0以上，长江三角洲甚至高达6.7。  

　　北方的山地丘陵地区，河网密度一般在0.2~0.4之间，地势低平的松嫩平原、辽河平原和华北平原，一般都在0.05以下，甚至出现无流区。  

　　中国的河川径流，除少数高山区有冰川融雪补给外，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降水的多寡及时空分布，决定着江河的水文情势。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水汽主要由东南输入，同时受地形因素影响，降水量总的趋势是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因而造成南方水多、北方水少的局面。降水的年际变化和季节变化也很大，最大年降水量与最小年降水量的比值在2~8之间，而雨季降水量一般占全年的60%~80%，这就增加了河川径流利用的难度，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周期性的水旱灾害。  

　　中国的河流有两个重要的水文分界线，一是外流区和内流区分界线，一是外流区中的南方和北方分界线。内、外流区的分界线与我国200毫米等雨量线大致吻合，因此，它实际上也是一条气候和自然分界线，以西是牧业为主的非季风气候区，以东是农业为主的季风气候区。外流河的主要水源是降雨，水量一般较为丰富，且支流众多，河网密度大；内流河多以冰川积雪融水为主要水源，一般水量较少，支流很少，且多为季节性河流。在中国东部的外流区中，又以秦岭—淮河为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这一界线相当于年降水量为700~800毫米等雨量线的位置，其北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其南属于湿润地区。秦岭—淮河以北的河流，包括东北河流和华北河流两类；秦岭—淮河以南的河流，主要有长江、珠江以及东南沿海诸河流，统称为南方河流。淮河北岸各支流具有华北河流的特性，干流本身及南岸各支流具有南方河流的特征。  

　　南方河流和华北河流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华北河流的水量远远小于南方河流。如黄河的流域面积为珠江的1.66倍，长度为珠江的2.5倍，而水量仅为珠江的1/6。二是华北河流的丰、枯水量变幅大，洪水暴涨暴落；南方河流流量变幅小，洪水涨落缓慢。三是华北河流的含沙量远远大于南方河流。四是华北河流有结冰封冻的现象，南方河流经冬不冻。在北方的河流中，东北河流既不同于南方河流，与华北河流也有较大差别。黑龙江、松花江、图门江、鸭绿江等水量虽不及南方河流，但比华北河流丰富得多。东北河流与南方河流相似之处是含沙量较低，但水中腐殖质含量很高，水色较黑，故有“黑龙”、“鸭绿”之名；与华北河流相似之处是有结冰封冻的现象，但封冰期和冰层厚度均比华北河流长。  

　　中国地形多样，地质构造复杂，故河流水系（一条干流及其支流组成的河网系统称为水系，如果有湖泊与河流相通，湖泊也是水系的一部分）类型也多种多样。  

　　主要类型有：一是树枝状水系。树枝状水系是中国河流中最普遍的类型，多发育在岩性均一、地层平展的地区，支流如树枝般汇入干流（树干），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都是树枝状水系的典型代表。二是格子状水系。在中国东南地区，有几条平行排列的褶皱构造带，河流沿构造带发育，使干支流多呈直角相汇合，闽江是典型代表。三是扇形水系。海河是中国典型的扇形水系，其永定河、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漳卫南运河五大支流在天津附近注入海河干流入海，庞大的支流构成了“扇面”，汇合后的入海河道是短而粗的“扇柄”。此外，扇形水系还广泛发育在中国许多山前洪积扇及三角洲平原上。四是羽状水系。干流粗壮、支流短小且平行排列，从左右相间汇入干流的水系称羽状水系。如西南纵谷地区的河流，干流沿断裂带发育，两岸流域狭小，地形陡峻，支流短小平行。另外，还有梳状水系、辐合状水系、辐射状水系等。  

　　中国是世界上河流众多的国家之一，其突出的特点是数量多、流程长。全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万余条，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580条，大于1万平方公里的有79条。其中，长江和黄河是世界上著名的巨川，分列第三位和第五位。同时，澜沧江、黑龙江、珠江、辽河、海河、淮河等也都属于大江大河之列。另外，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就长度而言，也堪称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如果把中国的天然河流连接起来，总长度达43万公里，可绕地球赤道十圈半。  

　　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全长6300公里，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居世界第三位。长江从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发源，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支流延至甘肃、陕西、贵州、河南、浙江、广西、福建、广东等8省、自治区。长江水系庞大，浩荡的长江干流加上沿途700余条支流，纵贯南北，汇集而成一片流经180余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占中国总面积的18.8%。长江的主要支流有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沅江、汉江和赣江等，它们的平均流量都在1000米3∕秒，其中，流域面积以嘉陵江最大，为16万平方公里；长度以汉江最长，为1577公里；水量以岷江最丰，为877亿米3。长江流域大部分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多年平均降水量1100毫米，多年平均入海水量近1亿米3，占中国河川径流总量的36%左右，相当于20条黄河。  

　　黄河全长5464公里，为中国第二大河。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9省、自治区，在山东省垦利县注入渤海。黄河汇集了40多条主要支流和1000多条溪涧，流域面积为7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年平均降水400毫米左右，而黄河平均年径流总量仅580亿米3，占全国河川径流总量的2%，在中国各大江河中居第8位。黄河含沙量极大，年输沙量16亿吨，平均含沙量达35千克/米3，是举世闻名的多沙河流。黄河的主要支流在上游段（河源至河口镇）有大夏河、洮河、湟水（包括大通河），其中洮河是黄河上游的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斜山东麓，在刘家峡附近入黄河。中游段（河口镇至河南郑州的桃花峪）有无定河、汾河、渭河、伊洛河、沁河。渭河是黄河中游的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的鸟鼠山，横贯有八百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在潼关汇入黄河。黄河下游段（郑州以下至河口）处于华北平原上，是地上“悬河”，两岸几乎所有河流都无法注入黄河，只有发源于山东泰山的大汶河（又名汶河），居高临下，借助于京杭大运河，才使其一部分水量注入黄河。黄河流域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各地气候差异较大，从南到北属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气候。  

　　淮河位于长江与黄河两条大河之间，是中国中部的一条重要河流，由淮河和沂沭泗两大水系组成，流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干支流斜铺密布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4省。流域范围西起伏牛山，东临黄海，北依黄河南堤和沂蒙山脉。淮河发源于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太白顶（又称大复峰），自西向东，干流全长1000公里。汶、泗、沂、沭4条河流，原来都是淮河的支流，后因与大运河相通，只有部分水量进入淮河，但广义的淮河流域仍包括上述4河。淮河是中国地理上的一条重要界线，是中国亚热带湿润区和暖温带半湿润区的分界线；中国平均950毫米的等雨量线也基本沿淮河干流分布。在农业上，淮河以北一般以两年三熟耕作制居多，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而淮河以南水田比重大，以稻麦两熟制较为普遍。  

　　海河干流起自天津市区金钢桥附近的三岔河口，东至大沽口入渤海，其长度仅为73公里。但是，它却接纳了上游永定、北运、大清、子牙、南运河五大支流和300多条较大支流，构成了华北最大的水系——海河水系。这些支流像一把巨大的扇子铺在华北平原上。海河水系与东北部的滦河、南部的徒骇与马颊河水系共同组成了海河流域，流域面积31.8万平方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内蒙古、辽宁等8省、自治区、直辖市。  

　　珠江是中国华南地区最大的河流（年径流总量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位），流域面积为45.37万平方公里（其中极小部分在越南境内），地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以及香港、澳门8省、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珠江之名，始于宋代，原指流溪河广州白鹅潭至虎门一段70多公里的河段。现在所说的珠江，是个水系的概念。珠江以支流众多、水道纷纭著称。珠江水系由西江、北江、东江和三角洲河网组成，干支流河道呈扇形分布，形如密树枝状。西江是珠江水系的主流，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马雄山，全长2214公里，流域面积35.3万平方公里，其主要支流有北盘江、柳江、郁江、桂江、贺江等。珠江水系干支流总长36000公里，通航总里程14000多公里，约占全国内河航运里程的1/8，居全国第二位。  

　　松花江全长1927公里，流域面积约55.68万平方公里，占东北地区总面积的60%，地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松花江主要支流有嫩江、第二松花江、牡丹江、呼兰河、汤旺河等。嫩江、第二松花江在吉林松源市三岔河口附近汇合后称松花江干流，干流总长939公里。其中，嫩江全长1370公里（干流长975公里），流域面积28.3万平方公里，占松花江流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松花江的下游河段（佳木斯以下）为广阔的三江平原，沿岸是一片土地肥沃的草原，多沼泽湿地，是我国著名的“北大荒”。松花江水量丰富，年径流量居长江、珠江之后，居第三位。松花江虽然是黑龙江的支流，然而在经济意义上却远远超过黑龙江。  

　　辽河全长1345公里，流域面积21.96万平方公里，地跨河北、内蒙古、吉林和辽宁4省区。辽河上游有东、西辽河两大支流，东、西辽河在辽宁省昌图县福德店附近汇合后，称为辽河。辽河干流全长512公里，自东北向西南纵贯辽宁省中部。辽河干流河谷开阔，河道迂回曲折，沿途分别接纳了招苏台河、清河、秀水河，经新民至辽中县的六间房附近分为两股，一股向南称外辽河，在接纳了辽河最大的支流——浑河后又称大辽河，最后在营口入海；另一股向西流，称双台子河，在盘山湾入海。  

　　塔里木河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由发源于喀拉昆仑山—昆仑山的南支叶尔羌河、和田河、喀什噶尔河与发源于天山北支的阿克苏河、渭干河、开都河—孔雀河等六大支流组成。从叶尔羌河源头算起，至尾闾台特马湖止，全长2137公里，流域面积19.4万平方公里，年径流量205亿米3，为我国最大的内流河。一般习惯以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及和田河在阿瓦提县境内汇合后始称塔里木河，由此至台特马湖全长约1321公里。塔里木河水源主要来自上游山区降雨及冰川融水。河道坡度较大，侵蚀剧烈，河曲发育，滩区广阔，主河道摆动频繁，故得名为塔里木（维吾尔语即无缰野马之意）。  

　　除了上述大江大河外，钱塘江、闽江、韩江等河流也颇为著名。如钱塘江又名浙江或之江，因流向曲折而得名。它发源于安徽休宁县怀玉山，至浙江海盐县澉浦附近注入东海杭州湾，全长605公里，流域面积4.88万平方公里，其中浙江境内流域面积4.2万平方公里。新安江是钱塘江最大的支流，源于安徽黄山南麓，东流入浙江，在梅城与钱塘江干流汇合，全长293公里。闽江是东南沿海最大的河流，发源于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向东南流入东海，干流全长577公里，流域面积近6.1万平方公里，占福建全省总面积的一半以上。韩江发源于福建长汀县北部的武夷山东南麓，自北向南流入广东省境内，至三河坝与南源梅江相汇后始称韩江，又流向东南注入南海。韩江全长325公里，流域面积3.43万平方公里，其中70%在广东境内，30%在福建境内。韩江水量丰沛，虽然流域面积仅为淮河的18%，但水量却相当于淮河的85%。  

　　江河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河流具有分布广、水量大、循环周期短、裸露在地表、取用方便等优点，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淡水资源。在中国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中，华夏先民依江河而居，除了直接取用江河之水用于生活外，江河中的鱼、虾、蚌、蟹和莲、芡、菱等水生动植物资源更是裹腹的重要来源，如长江，干支流纵横如网，湖泊塘堰星罗棋布，水产资源十分丰富。有淡水鱼类290余种，其中青、草、鳙、鲤、鳊、鲥、鳗、鲡、鲟等经济鱼类50多种，是我国最重要的淡水鱼产地，产量占全国的60%以上。我国各江河流域的渔业历史悠久，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表明，在远古时代，靠近江河的先民以鱼类为主要食物，并利用鱼骨制作饰物。即使到了农耕时代，渔业也是许多沿江河而居人们的重要生产方式。  

　　进入农耕时代后，农业文明更是离不开滔滔江河的滋养和哺育。江河密布、水量丰沛的地区，大多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比如河网密集的成都平原、江汉平原、太湖地区、洞庭湖区、鄱阳湖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粮食基地。  

　　奔流不息的河流是水上交通的通道，不少江河都以“黄金水道”著称。目前，全国内河通航里程达11万公里。长江、珠江、淮河水系的河流，水量丰沛，流量稳定，河网密布，通航条件优越，甚至村镇之间也有舟楫往来。我国北方以松花江的航运最为发达，其他一些河流也可分段或季节性通航。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南方的水运中心，也是国内最大的内河运输网。长江是我国东西航运的大动脉，沟通西南、华中、华东三大区域。目前通航河道3600余条，通航总里程5.7万公里，占全国内河通航总里程的52.6%。长江的水运至少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西周初期，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江的航运已相当发达。春秋战国时期，长江干支流的水运更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南北朝以后，南方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唐宋以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至长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河网地带成了富饶之乡，而发达的水运给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黄河、淮河等水系的航运，早在夏、商时代就已存在。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船和帆的记载，并留下了商朝大军渡过黄河的记录。据《禹贡》载，战国时全国各地的贡赋，都可以通过黄河水系送达中原。  

　　河流还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可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着不竭的动力资源。中国的一些大江大河多发源于高原山区，源远流长，落差巨大，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据测算，全国水能资源理论储藏量约为7亿千瓦，居世界首位。这笔宝贵的天然财富，可以使华夏民族千秋万代受用不尽。其中，长江、黄河上游，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等河流，坡陡流急，水量充沛，技术经济指标更为优越。如长江流域水能蕴藏量在1万千瓦以上的支流有1090条，水能蕴藏量达2.68亿千瓦，可开发的水能资源1.97亿千瓦。已建成的主要水电站有长江葛洲坝，清江隔河岩，沅水五强溪，汉江丹江口、安康、石泉，大渡河龚嘴等。正在建设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847亿千瓦时，建成后将成为世界发电量最大的水电站。黄河水能资源量在七大江河中居第二位，仅次于长江。新中国成立的50多年来，在黄河干流上建成了龙羊峡、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大峡（下峡）、青铜峡、三盛公、天桥、三门峡等9座大中型水利枢纽和水电站，总库容410亿米3，总装机404万千瓦，年平均发电190亿千瓦时。  

　　中国的江河不仅为中华民族带来供水、灌溉、舟楫、水产、电力等方面的利益，还为我们留下了峡谷绝壁、溪流飞瀑、山光水色等自然景观，如雄险奇秀的长江三峡，气势磅礴的黄河壶口，水碧山清的漓江春色……加之江河两岸遍布的其他名胜古迹，构成了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  

　　江河对人类的贡献，还表现在它的填海造地的神奇伟力上。不少江河以锲而不舍、不屈不挠的精神，一路挟带着上游的泥沙奔涌而下，填海造地，使沧海变桑田，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如伟大的黄河，与淮河、海河等河流联手合作，经过千百万年的不懈地铺洒，终于造就了一块面积约31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第二大平原——华北平原，这就大大拓展了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空间。  

　　在地质历史时期，华北平原是一片浅海，山东丘陵是海中岛屿。黄河、淮河及从太行山流出的一些小河流都注入这个浅海。它们带来的大量泥沙，逐渐沉积而生成陆地。由于黄河的水量和泥沙最多，因而在营造华北平原的过程中，它的“功劳”也最大。源远流长、水势浩大的长江，其移沙填海的能力虽远不及黄河，但也有相当的作为。长江口江流浩荡，但河床比降小，流速平缓，加之受海潮顶托影响，长江从上游挟带来的大量泥沙在河口附近形成海湾沙洲和河坝，在两岸形成沙嘴。中国第三大岛——上海的崇明岛（面积为1083平方公里）就是长江造地的伟大成果。如今，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填海造地活动仍在继续。如黄河，每年平均在山东垦利县注入大海的径流量为460亿米3，年平均输沙量约为12亿吨。由于河口一带海浅潮弱，被输送带往深海的泥沙只有1/3，其余2/3的泥沙淤积在三角洲和滨海地区，填海造陆，致使河口迅速淤积延伸，一般每年向海域推进2公里左右。据统计，黄河1954—1982年共造陆110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造陆38平方公里。也就是说，黄河每年就可以为人们创造5万亩的土地。现在的垦利县和河口区的大部分土地，都是黄河年复一年的泥沙淤积沉淀造就的“新大陆”。富饶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也分别是长江、珠江使沧海变桑田的杰作。  

　　河流与人类的文明进步紧密关联。在人类的童年，我们的祖先便依傍江河而居，从江河及其两岸得到衣食之源。纵观世界历史，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无不与河流息息相关，其中，非洲的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印度的印度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华夏民族则视黄河为母亲河，因为是她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  

　　“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文化，从这里儿发源……”这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黄河颂》的歌词。诚如歌词中所言，自西向东流淌奔腾在华夏北方大地上的黄河，是举世公认的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考古发掘表明，中华先民繁衍生息的地方大都出现在黄河支流的两侧而不是黄河干流两岸。这是因为远古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极其简陋，他们只能选择同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地方居住和活动。黄河干流有的地段从高山峡谷中穿过，那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既不便于人们提取用水和交通往来，也不便于进行生产活动；有的地段从开阔的平原上流过，但那里又经常洪水泛滥，河流改道，不断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而黄河许多支流的两侧，往往有较大面积的冲击平原和较为宽广的台地，这些平原和台地多沿山麓分布，依山傍水，既便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也便于人们躲避洪水的袭击。所以远古人往往把黄河支流的两侧作为首选的聚居地。如安阳洹水沿岸7公里的地段内，散布着19处原始村落遗址；西安沣河下游两岸约7公里的地段内，散布着8处原始村落遗址。我们通常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这个发祥地的区域主要的就是黄河支流两侧的台地。  

　　早在180万年前，黄河就以其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中华民族的先民西侯度人。后来的蓝田人、陈家窝人、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都在她伟大的怀抱中繁衍生息。进入文明的门槛后，华夏始祖炎帝、黄帝以及一代圣王尧、舜、禹都在她惠泽的大地上留下光辉的足迹。  

　　相传黄帝和炎帝都出生于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为少典氏后裔，分别为当时部落的首领。“黄帝以姬水成”，即说黄帝生长在姬水（即古漆水，为渭河支流）之滨，因而以姬为姓；“炎帝以姜水成”，即言炎帝生长在姜水（为渭河支流岐水下游的一段，即今之清姜河）岸边，因而以姜为姓。相传炎黄二帝为了寻找理想的生存之所，分别率部族沿河流迁徙。黄帝曾率族人从大荔、朝邑东渡黄河，顺中条山和太行山麓进入汾河谷地，再沿桑干河向东北迁移，到达今河北涿鹿一带。那里有桑干河、洋河冲积而成的适宜农耕的宽广谷地，而且山林茂密，可供狩猎。炎帝率部族东迁，先是沿渭河东下，到达今河南西南部，再顺黄河东下，到达现在的豫东地区，在那里定居下来。那时，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称雄，经常发生兼并战争。炎黄两大部落就曾在阪泉（今河北怀来一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最后以黄帝部落胜利、双方结成部落联盟并以黄帝为联盟首领而告终。炎黄部落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日后中华民族的雏形。后来，定居在今山东曲阜一带的九黎（即九夷，属东夷族）首领蚩尤为扩张势力范围，又与炎黄部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经过惨烈的战争，蚩尤被杀，一部分九黎族人加入了炎黄部落，融入了华夏族；一部分南下，融入了南方的苗蛮族。由于炎、黄被尊为华夏的祖先，后人便把许多远古时代的创造发明归功于他们，如说黄帝建屋造宇，开凿水井，制造舟车，缝制衣冠，创制乐律，他的妻子嫘祖发明育蚕，他的大臣仓颉创造文字，等等；还有说炎帝发明耒耜，始尝百草创制医药，等等。  

　　尧、舜、禹时代，已处于龙山文化的晚期，氏族制度行将崩溃。这个时期，黄河流域曾发生了大规模的水灾。大禹治水获得成功后，使黄河母亲更加周到地服务于她的儿女。流域内众多的氏族部落经过不断进化、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并在4000多年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此后长达3300多年，黄河流过的区域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中，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古都坐落在黄河流域。在黄河的哺育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框架得以形成，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史记》到《资治通鉴》，许多不朽的文化典籍在这里诞生，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大量重要科技成果在这里涌现。因此，黄河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被尊为“百川之首”、“四渎之宗”，以至于称其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正如一代伟人毛泽东所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黄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它的奔腾东归象征着中华民族及其伟大文明的生生不息。“巨灵咆哮劈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正是滔滔奔涌的黄河水，以她那劈山斩石、百折不回、一往无前的雄壮气势和接纳百川、汇聚千流的博大胸襟，熏陶、濡染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铸就了他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兼容并蓄、厚德载物的性格。基于这种精神和性格，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底蕴深厚、昌盛发达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黄河是中华文化的摇篮。此说固然不错，但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又不仅仅限于黄河流域。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等猿人化石的发现，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100多万年前，就已栖息在包括黄河、长江、海河等大江大河流域的广大区域上。考古表明，长江、淮河、海河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江河的侧畔，都有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这些江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文化的衍生之地。可以说，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其他古老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这个区域不但领土广大，而且地形、地貌繁复，气候丰富多样，多条大江大河纵横。中华文化绵延不绝，没有出现埃及、巴比伦等古文明那样的中绝现象，与这种广大而丰富的地理形势密切相关。自殷商时起，中国正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商人最早居住在山东半岛，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人在商的第十代君主盘庚的率领下，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徙至黄河中游，并以洹水两岸的殷地（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为都。周人崛起于陕甘高原，后又在泾渭平原得到发展，进而向东挺进，克殷并经营洛邑，成为统治中原的王族。自春秋至战国，大体形成了三晋、齐鲁、燕赵、三秦、荆楚、吴越六大文化区，分别位于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等流域。秦汉以后，上述文化融合为汉文化，先民们继续在大江大河流域开疆拓土，实行民族交汇，形成地广民众的大帝国，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发展，终于奠定了今日中国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地。  

　　长江流域早在200万至170万年前就有巫山猿人和元谋猿人在长江的干支流两岸生活。之后还有郧县猿人、郧西猿人、和县猿人、巢县猿人和长阳人、桐梓人、丽江人、西畴人、资阳人在长江流域繁衍生息。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上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遗存的发现，反映了新石器时代（距今六七千年）长江文化的发达。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诸侯国楚国雄霸一方，而独树一帜的楚国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则是楚文化孕育出的佼佼者。除了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外，分处于长江上游、下游的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也各具特色。由于长江流域土壤黏结，难以用木石—铜石农具耕作，故迄至秦汉，长江流域基本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自汉武帝经营南方以后，尤其是东晋南渡，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加之中原先进生产力的输入，长江流域丰富的水、热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开发，迅速演进为农业发达的经济区。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成为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京师漕米、布帛的主要供应地。“东南财赋”与“西北甲兵”共同构成元明清各朝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  

　　考古表明，早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就有沂源人在淮河两岸繁衍生息。当人类进入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阶段时，淮河流域的人类活动更是到处可见。相传伏羲氏和女娲的氏族部落就活动在淮河上游的颍河岸边——现今河南的淮阳一带。夏禹“导淮自桐柏”，娶淮河之滨涂山氏为妻，新婚没几天便离家去治水，“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获得了治水斗争的伟大胜利。尔后禹又“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于万国”，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国家——夏朝的诞生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夏王朝建立后，主要在颍河上游一带建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的文化更加繁荣昌盛，许多文化巨匠都诞生于淮河流域。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于古淮河最大的支流泗水岸边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儒家的另一位巨子孟子也诞生于古泗水之畔的邹（今山东省邹县）。中国道家的发祥地也在淮河支流的涡河沿岸。如道家的鼻祖老子，出身于春秋时宋国（后属楚）的苦县厉乡（今河南省鹿邑县）；道家的另一位创始人庄子出生于战国蒙（今安徽蒙城县）。孔孟创立的儒家和老庄创立的道家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外，春秋时期，淮河流域颍水岸边的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还诞生了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管子，其政治思想对治国安邦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海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河北省阳原小长梁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在一百七八十万年前海河流域就有古人类的活动。著名的“北京人”更是于距今六七十万年前生活在海河重要支流永定河两岸。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位于永定河支流桑干河畔的的古涿鹿（今河北涿鹿、怀来一带）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华夏文明的三位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均在这块热土上活动。相传黄帝部落在打败蚩尤部落后，便“邑于涿鹿之阿”，在古涿鹿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创造文明，故有“千古文明开涿鹿”之说。春秋战国时期，海河流域文化名人辈出，著名的有孙武、荀子、公孙龙等。秦汉以降，海河流域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一，特别是到了元、明、清时期，海河流域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的中心。  

　　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曾依次是春秋时代的燕都（蓟城），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燕的都城，金朝中都、元大都和明清两代的京师。  

　　珠江流域是中国最大的一块热带区域。因其北有五岭横亘，南临大海，故它对内是封闭的，对外则是开放的。这一方面有利于保留较多的土著文化色彩；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五岭间的一些水陆通道博采岭外文化的精华，特别是可以假道海洋，纳四海之新风，使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在这里交汇，并最终融合成华夏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珠江文化——岭南文化。它包括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雷州文化、海南文化、桂东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并以珠江三角洲的广府文化为主体。相对华夏其他大江大河流域而言，由于珠江流域距中原较远，开发也相对滞后。秦始皇统一岭南，汉武帝征服西南夷之后，珠江流域才进入了大开发的历史时期。自此以后，生活在珠江流域“断发文身”的土著越（粤）人，与南下的中原汉人开始了全方面的沟通交融，到宋元时期，珠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体系才基本形成。近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一带因地理位置的优势，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珠江流域还是中国多民族的聚居区，全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在珠江流域都有分布，目前人口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就有10个，即苗、彝、壮、布依、侗、瑶、白、土家、哈尼、傣。其余人口较多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水族、纳西、景颇、仫佬等。各民族在珠江这片土地上和睦相处，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在语言、宗教、风俗、建筑、工艺制作、饮食等方面表现出多彩多姿的民族特色。  

　　广大的松辽流域，自古就是华夏多民族聚居之地，是中华北疆多彩文化的摇篮，辽、金、元、清诸王朝均发迹于此，先后有渤海、契丹、女真、满等少数民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公元7世纪末，以勿吉后裔粟末靺鞨为主体形成的渤海族，受唐册封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建立了渤海国民族地方政权，共历229年。渤海国最强盛时，管辖五京十六府六十二州，辖区范围北至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东到大海，西南抵今吉、辽的扶余、农安、开源、铁岭一带，包括松辽流域大部和俄罗斯沿日本海的全部地方。名列“五京”之首的“上京龙泉府”，为渤海国国都，其建筑规模仅次于当时的唐朝都城长安，遗址在今黑龙江省的镜泊湖之北、牡丹江东岸的渤海镇。契丹族生息在辽河上游，以车帐为家，逐水草而居，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建国称帝，国号有时称契丹，有时称辽，共传国219年。它在极盛时期的版图，东临日本海，南至河北中部和山西北部，西逾阿尔泰山，北抵外兴安岭和石勒喀河。辽朝与五代同始，与北宋同终。宋金时期，女真族灭辽建立大金朝。元末明初，女真族分成三大部落，继续活动在广大的东北地区。公元15世纪中叶，明王朝江河日下之时，散居在松辽流域广大地区的女真族在辽河支流浑河上游定居下来，并以建州部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后来，他们打败明军和李自成的农民军而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建立了满清王朝。  

　　地处中国西北边疆，流经大漠荒原的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知名度虽远不如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然而，塔里木河却是一条独具个性、不同凡响的河流。首先，它造就了塔里木河流域以各绿洲文化中心为代表的西域文明。秦汉以后，在中原黄河文化等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塔里木河流域的游牧狩猎文化走向绿洲农耕文化，从而使塔里木河孕育的西域文明达到了一个开创新纪元的高度。  

　　塔里木河流域出现了50多个绿洲王国，形成三大文化中心——于阗文化中心、龟兹文化中心、楼兰及罗布泊文化中心。对此，那些湮没于沙漠瀚海中的楼兰、尼雅等废墟遗址可以作证。其次，它在历史上一还直担负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古丝绸之路传承文明的载体。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在这里交汇，欧亚大陆因塔里木河这座流动的桥梁而相互沟通。佛教顺塔里木河而传入中原大地，中国的四大发明也因它的助力而远播西方，从而改变了西方的发展格局，加快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总之，塔里木河以它特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成为世界三大古老文明的交汇之河，西域文明的发育之河，丝绸之路的依托之河。它是一个完整的流域体系，一个特殊的绿洲世界，一个独创的文化景观。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类告别蒙昧，城市就出现了。纵观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可以发现，除了个别军事重镇外，几乎所有城市都是临江滨河而建。在江河两岸建城，不但取用水方便，而且还可以享舟楫交通以及凭水防御等方面之便。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又是河流养育的骄子。

　　《诗?大雅?公刘》在记述周之先祖公刘选择都邑时，说他“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表现出对水源的高度重视。周人原先居住在渭河流域，传到公刘时，迁居到豳（今陕西彬县）。至商代，公刘的后代又迁居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北），这里北倚岐山，南临渭河，土地肥沃，是个适宜人类生存的理想之地。  

　　周人在这里发展生产，成家立室，并在渭河的支流汧河、漆河之滨的岐建筑了都城“京”。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诸侯割据的局面，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都城。据考证，这些都城无不依江河而建。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市），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都会，建在淄水之滨，又在淄水与济水之间开凿了淄济运河以享交通之便。鲁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市），位于洙、泗二水之间。燕国下都易（今河北易县东南），是战国中期兴起的城市，其城北临北易水，南靠中易水。先后作为郑国和韩国都城的郑韩故城（今河南省新郑），位于洧水和黄河的交汇处。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西南），有清河、沁河贯流城中。魏国的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有青龙河在城中流过。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北），其地近云梦泽，本为水乡泽国，亦有河道过其城南。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大古都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杭州都位于江河之滨。  

　　安阳，即商代后期的都城殷（建都时间长达273年），是中国有文字记载而且经过确定的最早的古都，坐落于河南最北端古洹水两岸。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河川纵横，沃野千里，四塞险固，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古都之一。其周围有渭、泾、浐、灞、潏、涝、沣、滈诸河穿行其间，有“被山带河”、“八水绕长安”之说。这八水皆能灌溉，渭水又能航运。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古代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等原因，曾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13个王朝建都于长安一带，时间长达1700多年之久。  

　　洛阳位于黄河中游以南的伊洛盆地。狭长的盆地四周，群山环绕，东临嵩岳，西望秦岭，北有邙山屏障，南有伊阙耸立，伊、洛、瀍、涧水蜿蜒其间，土壤肥沃，物产丰富，自古有“河山拱载，形势甲天下”之称。从公元前770年开始，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9个朝代先后在这里建都。  

　　开封（历史上又称大梁、汴京等）地处华北大平原南端的黄、淮二水之间，周围一马平川，河网密集，有汴河（通济渠）、蔡河（惠民河）、五丈河（广济渠）和金水河（天源河）等河道穿流而过。水运发达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开封成为七朝都城，即战国时期的魏（战国时魏都大梁的古河道与隋唐后的开封城有很大差别），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其后的北宋和金。  

　　南京（历史上又称建业、建康和金陵等）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紧靠长江，内有秦淮河穿城而过。南京除了交通便利外，从军事的角度讲，可以借长江天堑为屏障。南京城内的秦淮河，不仅有漕运之利，还使南京城内的风光愈显绮丽。南京作为都城，始于孙吴（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和明初，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亦在此建都。  

　　杭州（别称武林，又称临安）位于钱塘江的北岸，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并且濒临景色秀美的西子湖。杭州曾是五代时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处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及西北地区三大地理单元的接合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形势甲于天下。北京附近也有永定河、潮白河以及温榆河、高梁河等，隋朝南北大运河的永济渠北端起于邻近北京的涿郡，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更达于北京城中。据历史记载，北京的城市史，始于西周，周成王封召公奭于燕，开始在北京建城，初名蓟。春秋战国时，随着燕国都城的不断扩大和兴建，至战国末年燕国国都已成为颇具影响的区域政治文化中心。秦汉魏晋时期，北京地区的范阳、蓟城、幽州等，都是北方的重镇。辽、金两朝分别在此建都，辽代为陪都，称燕京；金代建都于此，称中都，北京的政治地位迅速得到提升。至元代定都北京，称大都，北京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后又成为明、清二代的都城。自1949年10月1日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除了古都之外，中国其他城市大多也坐落在江河之滨。以长江流域为例。万里长江干流两岸，珍珠般镶嵌着大小几十座城市。上游临江的城市有宜宾、泸州、江津、重庆、长寿、涪陵、万州、巴东、秭归、宜昌等。其中“山城”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水路交通枢纽，也是长江上游经济协作区的中心。中游沿江的城市有宜都、荆州、公安、石首、监利、岳阳、洪湖、嘉鱼、武汉、鄂州、黄冈、广济、九江等城市。其中，“内联九省，外通海疆”的武汉市，是湖北省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的中心，也是我国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长江下游临江的城市有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南京、扬州、镇江、江阴、南通、上海等。其中，位于长江下游的上海，通江海之利，居水路要津，使其从黄浦江畔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大都会。长江的许多支流侧畔同样是名城林立。如湘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横贯湖南省境。湖南的几大名城如长沙、株洲、湘潭、衡阳、永州都分布在湘江沿岸。  

　　江河对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巨大作用，从反面也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据文献记载，在我国古丝绸之路上，有一座名噪一时的著名绿洲城市——楼兰。它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塔里木河尾闾、罗布泊岸边的绿洲之上。2000多年前的罗布泊，是“众河汇聚之地”，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等许多大小河流都注入罗布泊。在大漠的热风之中，碧波荡漾的罗布泊，给这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楼兰则是罗布泊的一颗闪亮的明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心和军事重镇。然而，在公元4世纪末，这座荟萃了东西方文明的历史名城，却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塔里木河改道和罗布泊的变迁。楼兰没有了江河的滋养，便很快衰落消亡了。类似的悲剧不止发生在楼兰身上，如著名城市开封、朱仙镇等都有过“因水而兴，因水而废”的经历。开封曾是北宋时的帝都，鼎盛时人口愈百万，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北宋灭亡以后，由于战乱的影响，特别是黄河夺淮后，开封原有的水上运输通道先后淤塞湮没，富甲天下的开封城也随着这些水上大动脉的一条条被切断而走向了衰落。到了元代，京杭大运河贯通，但航道已不再西经开封，加之黄河泛滥和天灾人祸的摧残，开封城的辉煌从此一去不复返。河南的朱仙镇（今开封市西南），地处贾鲁河水运的枢纽，为豫与晋、陕及江淮地区货运的中转站，因商贸的发达，清代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其商业之盛一度超过了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后来由于黄河决溢，贾鲁河淤废，舟楫不通，加之铁路的兴起，交通干线的转移，从此一蹶不振，到后来竟沦落为一个鲜为人知的荒凉小村镇了。  

　　中国是一个洪涝灾害多发的国度，尤其是大江大河的洪水，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又以害河、“中国之患”闻名于世。史载，自公元前602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中，黄河下游因洪水决口泛滥达1500多次，平均三年两次，有时一年之中竟多次决溢；下游改道26次，其中较大且长时间的改道有9次之多，曾出现过7个入海口，涉及范围北至津沽，南达淮河，约25万平方公里。黄河每次决口泛滥，都造成“江河横流，人为鱼鳖”的惨象。如1933年黄河大水，下游决口漫溢72处，冀、鲁、豫三省67个县受灾面积达12000平方公里，364万人无家可归，18000多人被夺去生命。在长达700年的黄河夺淮期，整个淮河水系遭到严重的破坏，成为水灾频仍的害河。据统计，从公元16世纪到新中国成立前的450年中，百年平均水灾94次、旱灾59次。其实何止是黄河、淮河，中国的长江、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这些大江大河的水患都十分严重。1931年长江大水，江汉平原一片汪洋，5000多万亩农田被淹没，近2900万人流离失所，14万人被洪水夺去生命。  

　　中国各大江河流域的旱灾也十分严重。如黄河流域，从公元前1766年至1944年的3710年间，有历史记载的旱灾高达1070次，其中仅清代的268年中，就有旱灾201次。海河流域1368年至1948年的580年间，发生旱灾407次，几乎年年都有旱情。  

　　严重旱灾的结果是“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如1876年至1879年，晋、冀、鲁、豫4省连续大旱，饿病而死者达1300多万人。  

　　一位外国学者曾说过这样的话：“称中国为河川之国，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有众多的河流，而且在于因为对河川进行了治理而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历史。”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生动光辉的控制河流、除水害兴水利的历史。  

　　治理与开发江河一直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中的要务之一。除水害、兴水利的杰出历史人物层出不穷，彪炳史册。大禹是中国古代第一位被广为传颂的伟大治水英雄。相传尧舜之时（约为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连续发生特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尧典》）。为了征服洪水，大禹率领人民与洪水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至于大，北过降水，至于大陆。  

　　又北播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尚书?禹贡》），终于平息了累进不绝的水患，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战国时期魏国的西门豹，为了治理漳河水患，他不但破除了当地为“河伯娶妇”的陋习，而且带领当地百姓开引漳十二渠，使漳河两岸的农田得到灌溉，人民得以自足。战国末期秦国的蜀郡郡守李冰，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岷江口主持兴建了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华阳国志?蜀志》）。东汉初王景组织开展大规模的黄河治理工程，除采取常规的疏河、筑堤措施外，还在黄河上建闸，人为控制水流，为减轻黄河水患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以致有“王景治河，千年无患”的说法。唐代的著名水利专家姜师度，先后在海河和黄河等流域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为防洪、排涝、灌溉、航运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元代黄河河患频繁，著名治水专家贾鲁在任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和堵决口活动，并采取了一系列治河新技术，终于使黄河复归故旧道，在治黄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外，明代的潘季训、清代的靳辅等，在实践中总结出黄河治理的新理论，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著名的治河工程有：黄河大堤。黄河堤防的修建始于共工和鲧“障洪水”的年代。春秋战国时期，沿河的各诸侯国纷纷在各自境内修建堤防以自守，对以后黄河系统堤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东汉王景治河后，长达千余公里的新堤防系统形成。黄河夺淮入海时期，黄河下游形成了庞大的堤防系统，其中有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子堤、戗堤、刺水堤、截水堤之分。现在的黄河大堤是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后逐渐形成的。从郑州桃花峪至山东利津河口，河长767公里，两岸大堤及其他有关堤防总长1583公里，因黄河河堤高出地面很多，人们形象地称它为“水上长城”。都江堰。都江堰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无坝引水工程，它位于岷江冲积平原的顶点，可自流引水灌溉农田上千万亩，同时兼有供水、航运之利。它创建于秦昭襄王末年，由当时的蜀郡太守李冰主持兴建。都江堰工程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组成，巧夺天工，举世罕见，而且历千古而不废。京杭运河。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流经今京、津、冀、鲁、苏、浙六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82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是在春秋战国以来历代运河工程的基础上于元代建设而成的。京杭运河横贯钱塘江、长江、黄河、淮河、海河五大水系，沿线设置了大量陡门、船闸、水柜、水库等，涉及的水工、泥沙技术十分复杂，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在铁路出现以前，它一直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治统一的生命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河的治理与开发进入了历史的新时期，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江河上修建了水库8万多座，兴修加固堤防（包括湖堤和海堤）26万公里，设置蓄滞洪区近百处，建立了集中统一的防洪体系，并成功地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大洪水，确保了大江大河的安澜。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非常重视对河流及其治理的探索与研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  

　　先秦时期，就出现了记载江河水系和江河治理情况的文献，主要有《山海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周礼?遂人》、《考工记?匠人》、《管子?度地》、《管子?水地》、《尔雅?释水》、《尔雅?释地》等。  

　　《山海经》是一部集合古代神话传说而成的地理知识典籍，共十八篇，主要记述了包括山川、道路、民族、物产、药物、祭祀等方面的情况，其中《海内东经》记述了不少河流形成的原委；《五藏山经》记述了南、西、北、东、中各地山峰和出山之水及物产情况。  

　　《尚书?禹贡》以禹定山川的传说为线索，记载了当时的地理河系，并按河流水系将中国划分为九个地区（称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禹贡》对黄河流域山川地理情况的叙述较为详细，对长江、海河等流域记述比较简略。其主要特点是记载了以冀州帝都（在今山西南部）为中心的水上交通情况，后人称该书将“以黄河为中心的水路运输网描绘得清晰如画”，反映出战国时期对水运的重视。  

　　《考工记?匠人》记载了古代沟洫系统的情况；《管子?度地》则是先秦水利科技经验的总结，文中将地表水按其来源和流经情况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分类（区分为干流、分支、季节河、支流、人工河和湖泽等）。  

　　秦汉以后，对河流水利的记载大都体现在所谓的正史里面。《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是西汉及其以前最为完善的水利史专著。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河渠书》问世，开史书专门记述水利史的先河。是书所记内容主要涉及黄河和人工渠道，大多是太史公当时耳闻目睹的水利工程。《汉书?沟洫志》前半部分几乎全搬《史记?河渠书》的内容，后半部分则记载了武帝凿白渠之后的水利情况，尤其对黄河的治理情况记述得最多。在《汉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中，均有河渠水利专篇。另外，《新唐书?地理志》也按地域记述了唐代主要水利工程。这些专篇基本概括了我国2000多年来水利发展的情况，是权威性的水利通史。

　　《水经》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全国河道水系情况的专著。全书不到1万字，原书单行本已失传，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才得以流传后世。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初北魏郦道元的著作。从形式上说，全书是对《水经》的注释，但决非一般的注释，实际是一部内容丰富生动的创作。是书以大河为干，对水道的变迁、地理位置及河流上的水利工程兴废沿革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同时兼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一部经世致用的名著，尤其是对江河的治理与开发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  

　　自《水经注》以后，记述江河水系及治理方面的著作还有《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水道提纲》、《西域水道记》等。值得指出的是，受《禹贡》、《水经》、《水经注》等书的影响，收录记载山川地理情况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特点。如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亦名《云南志》），对金沙江上游源流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明代著名科学家、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江源考》，纠正了历史上关于长江发源地的许多错误和偏颇。明万历年间，王洪洲父子著《三才图会》，在图上描绘了各地江河湖泽位置，还附有说明。清雍正初年，陈梦雷所辑《古今图书集成》，内有山川典，对我国主要江河都有专篇记载；在艺文志内辑录大量游记，描述了我国的江河湖海等名胜。清代的乾隆皇帝也爱好探寻河源，尽其脉络曲折，并御撰《热河考》、《济水考》、《滦河濡水源考证》、《开新河记》等。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因此研究治黄方面的专著很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黄河命名的专著为《吐蕃黄河录》，出自唐代杰出的制图学家贾耽之手。该书图文并茂，记载了黄河上游吐蕃境内“诸山诸水”的“首尾源流”，总共达10卷之多，内容相当丰富。唐以后，有关黄河方面的书逐渐多起来，著名的有《治河通议》、《至正河防记》、《问水集》、《治水筌蹄》、《河防一览》、《治河方略》、《南河成案》、《豫河志》等。  

　　京杭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创造出的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关于运河方面的著述也颇为丰富。如《漕河图志》、《北河纪》、《北河续记》、《山东运河备览》、《漕运全书》、《通惠河志》等。  

　　流域和地方性记载水利的文献更是汗牛充栋。流域性的如《畿辅安澜志》、《永定河志》、《三吴水利录》等，为专门记载流域（水系）水利方面的专著；地方性的如《长安志图?泾渠图说》、《华阳国志》、《太平环寰宇记》、《一统志》等。另外，现存的8000多种古方志中，也大多有水利方面的记载。  

　　中华文明是个典型的大河文明。千万年以来，中华民族在黄河、长江等大河滋养哺育下，创造出独具风格、丰富多彩的华夏文化。对河流的崇拜和有关河流的神话传说，同样是江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夏民族对各种水源的崇拜祭祀活动中，河川享有极其重要和独特的地位，这主要源于江河特别是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与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密切相关。实际上对江河的强烈崇拜不止是中国，如古埃及人崇拜尼罗河，古巴比伦人崇拜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人则视恒河水为圣水。这种对江河的崇拜，源于江河是养育这些民族的摇篮。  

　　生活在江河两岸的中华先民，一方面依赖着江河，享受着其灌溉、饮用、舟楫等种种恩惠；同时也承受着江河暴虐、洪水泛滥，夺去人的生命财产的种种苦难。  

　　因此，先民们在既依赖又惧怕的情结下，便生发了对河川的敬畏崇拜之情。在人类生产力水平和知识尚不能认识自然更不能抵御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先民们便认为河水的柔顺与暴虐、涨起与回落，都是由河神在操纵控制着。为了向河神求福消灾，便有了对河神的种种贡献祭祀活动。  

　　据《尚书?舜典》记载，远在尧舜时期我国就形成了有意识的山川祭拜活动。殷商时期，殷人活动的范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而黄河河神及其支流漳水、洹水的水神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祭祀对象。据考古发现，殷墟甲骨文中有许多记载殷人祭河的卜辞，如“尞于河”、“祊于河”以及“沉二牛”、“沉三羊”等，甚至还有人牺即“沉嬖”（用年轻女子祭河）的情况。西周时期，官方祭祀山川活动已成定制。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对河神进行祭祀的记载，如“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周颂?时迈》），“堕山乔岳，允犹翕河”（《周颂?般》），反映了周武王巡狩祭祀河岳之神的情况。《周礼》也说：“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秦代，全国各地普建河神庙，供奉当地河神，官民同祭，香火不绝。秦汉以降，历代祭祀河神的活动沿袭不衰。例如，汉武帝时，黄河决口频繁。为了堵住泛滥横行达23年之久的“瓠子（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口”，武帝命汲仁、郭昌带领数万民工进行堵口会战。为了表示虔诚，汉武帝还亲自到决口处沉白马、玉璧祭祀黄河之神，祈求保佑堵口成功。再如，始建于秦代的淮河源头桐柏山太白顶的淮祠（淮神庙），历代都有修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千百年来祭祀者络绎不绝。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第一次在淮水发源地的平氏（今河南桐柏县平氏镇）举行了祭祀淮渎神仪式。隋文帝加封淮河之神为“东渎大淮之神”，并于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下诏建淮神庙。唐玄宗封淮渎之神为“长源公”，并多次举行祭祀淮神活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规定在每年立春这一天祭祀淮神；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下诏封淮渎神为“长源王”。明清时，因黄河夺淮造成淮河出口严重不畅，致使淮河经常泛滥为害，因而祭祀淮神活动也随之骤增，甚至连皇帝即位、出巡、寿诞、驾崩等重大事件，朝廷都要派员祭告淮神。  

　　在对江河之神顶礼膜拜的同时，先民们还在幻想中创造出了关于水神的种种神话传说。  

　　上古流传着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言江河是由盘古身体中的血液脂膏所变。据《五运历年记》载：“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述异志》也说：“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这则神话对天地万物形成的看法虽然是幼稚的，但它朴素地认识到了世界的物质性。巨人盘古“垂死化身”，把身体的一切都交付给大自然、变成世界万物的过程中，身上的血液脂膏变成了江与海，流下的汗水变成了滋润大地的雨水，甚至哭泣的眼泪也变成了江河。  

　　中国古代先民认为每条江河中都有神在主宰控制着，并在想象中创造出了许多江河水神的形象。在江河诸神中，黄河河神的地位最高，影响最大。黄河的河神为河伯，其名叫冯夷，“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楚辞?九歌》注引《抱朴子?释鬼篇》）。河伯冯夷是一位具有双重性格的水神。相传大禹治水时，遇到了技术难题。河伯与洛水水神联合献出了治水方略，河伯献出了“河图”，洛水水神献出了“洛书”，为大禹治水助了一臂之力。河伯所做的好事不多，劣迹却不少。在关于河伯的神话传说中，河伯几乎都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相传河伯的使者出巡，不但排场非凡，而且飞扬跋扈，所到之处洪水肆虐，给黄河两岸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马朱鬣，白衣玄冠，从十二童子，驰马西海水上，如飞如风，名曰河伯使者。或时上岸，马迹所及，水至其处。所之之国，雨水滂沱。暮则还河。”（《神异经?西荒经》）河伯使者出巡就如此张扬，河伯本人威势就可想而知了。据说河伯的神性与喜怒无常的黄河十分相似，而在诸神之中，他的贪婪好色也是有名的。河伯的妻子名雒嫔，也被称为宓妃，“宓妃，伏羲之女，溺死洛水，遂为河神”（《文选?河神赋注》）。宓妃是著名的神界美女。尽管有这样美丽的妻子，河伯仍不满足，每年还要沿河百姓为他选娶年轻貌美的姑娘做新妇。稍不顺意，就要兴波作浪，涌起漫天的洪涛为害人民。他还经常带着美女在九河上游戏巡游，简直就像个浪荡公子。  

　　“河伯娶妇”是古人祭祀河神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古人看来，黄河的放荡不羁，主要是由于黄河之神——河伯本人喜怒无常和淫荡好色造成的。尽管人们每年都为河伯选娶新妇，但黄河肆虐害人的事依然时有发生。于是人们对河伯充满了愤恨的情绪，并又创造出“羿射河伯”的神话。“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楚辞?天问》）对屈原的这一疑问，王逸解释说：“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诉天帝，曰：‘为我杀羿！’天帝曰：‘尔何故得见射？’河伯曰：‘我时化为白龙，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灵，羿何从得犯汝？今为虫兽，当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欤？”（《楚辞?天问》王逸注）河伯化作白龙出游，羿不知是河伯而射伤了他的左目。河伯到天帝那告状，结果被天帝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但对同一个故事，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却认为“河伯溺杀人，羿射其左目”。可见河伯化为白龙出游，原是为了兴波作浪，溺杀无辜，为什么要“溺杀人”，原因恐怕还是人民为其所娶之妇不遂其所求，他就“水来漂没，溺其人民”，施淫威加以报复。河伯的神话反映了古代先民对黄河的认识。在古人的观念中，黄河的放荡不羁是由主宰黄河的水神河伯的“淫荡”和恶毒造成的。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觉得很荒谬，但它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黄河在上古时期就经常泛滥成灾的状况。特别是上古时期，黄河冲积平原地区还没有固定的河床，洪水冲出河洛口后便四处漫溢，以致太行山东南、泰山西南、河南北部一带经常成为泽国。即使后来有了堤防，黄河决口漫溢的事情时有发生，给两岸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淮河也是我国的一条著名大河。在神话传说中，淮河和涡水的水神叫无支祁，也是个有名的害神。古时淮河经常泛滥，吞没良田房舍，夺走人们的生命，人们便认为这是无支祁作怪。大禹治水时，无支祁多次兴风作浪。大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无支祁擒住，并用铁锁锁住他的脖子，在他的鼻子上穿上铃，把他拴在淮阴龟山下的巨石上。大禹锁无支祁的神话，强烈地表达了人们企图征服淮河的愿望。大禹之后，淮河的水患依然不断，特别是黄河夺淮后，淮河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  

　　除了河伯和无支祁以外，较有名的河川水神还有洛水水神宓妃，湘水水神潇湘二妃，济水水神济伯、运河水神谢绪以及长江诸水神等，并有不少关于他们的神话传说。  

　　江河是大地的雕塑师，奔流不息的滔滔江河不但滋养着人类和世间万物，而且以神奇的伟力将大地打扮得多彩多姿，气象万千，或雄浑，或壮丽，或秀美，或柔媚……黄河的中游河段，主要奔腾在晋、陕之间。它犹如一把利剑，把黄土高原一劈两半，开出一条深邃的峡谷。著名的峡谷和瀑布有天桥峡、壶口瀑布、龙门峡和三门峡等。天桥峡位于陕北府谷与晋西北保德两县之间，长约20公里，两岸山势如屏，谷底几块巨大的盘石屹立，河道狭长，水流激荡。枯水期河面宽仅30余米，冬季积冰成桥，河水在冰桥下滚滚而过，发出雷鸣般的涛声，故有“天桥”之称。再经过400多公里，抵达壶口断岩，形成险峻的壶口瀑布。壶口瀑布位于山西吉县的黄河河床中。此处峡谷上缓下陡，河道上宽下窄，黄河从质为岩石的河床侵蚀出一道仅为30~50米的深槽。喧腾的河水从10多米高处跌下，喷涌在断岩上的泥流，宛如一把巨大的茶壶正在斟泻着金黄色的茶水，形成著名的壶口瀑布景观。  

　　晋陕峡谷的最南端是龙门，距壶口约65公里。龙门山和吕梁山在这里靠拢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只有100多米宽的狭窄口门，状似门阙；口门之外，便是一片开阔的平原。黄河在通过龙门时，因通道狭窄，水位迅速抬升，奔涌的河水如巨龙破门而过，直撞华山脚下的潼关。出了龙门，河谷宽阔，水流通畅，水位骤然下降，形成明显的水位差，呈现出“龙门三跌水”的奇妙景观。民间传说的“鲤鱼跳龙门”指的就是这里的三跌水现象。古人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到不可思议，便想象其是当年大禹治水疏通黄河时所凿的口门，故龙门又称“禹门”。黄河在潼关转向东流，进入晋豫峡谷，这是黄河奔流的最后一段峡谷，西起三门峡，东至河南孟津，全长约150公里，谷底宽200~800米。其中以三门峡最为著名。这时两岸的岩石突向河中，使河谷变得十分狭窄。在河中巍然屹立着两个岩石小岛，把河水分成三股，右边是人门，中间为神门，左边是鬼门，三门峡之名由此而来。“三门”之下有一座高出河面20多米的大柱石矗立河心，这就是著名的“中流砥柱”。湍急的黄河水在这里分成三股，通过狭窄的鬼门、神门和人门，在峡口汇合成一股滚滚激流，咆哮着冲向中流砥柱，发出震天撼地的巨响，激变成一丈余的浪花，形成一串串漩涡，急速向前奔流。然而，无论狂涛恶浪如何凶猛，中流砥柱却始终岿然不动，不被淹没。今天，三门峡大坝已把奔腾的黄河拦腰斩断，咆哮的河水在大坝前息怒安闲。黄河入海口也是一处奇特景观。黄河入海流量虽然不大，但居高临下，颇有气势。滚滚浊流倾入渤海时，涛声大作，轰轰作响。由于河水比海水轻，黄水在海面上慢慢扩散开来，洪水季节黄水之舌伸入海区几十公里，清浊不混，好似黄河的延续。  

　　万里长江，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尤其是上游的金沙江虎跳峡和长江三峡更是以雄奇闻名于世。金沙江在石鼓转弯时，出现了短暂的温顺与和缓，很快又剧烈发作，似脱缰的野马，咆哮奔腾了45公里，以震天的吼声和一往无前的力量，劈开玉龙、哈巴两座大雪山奔腾而下，并冲出了举世无匹的虎跳峡。这段深邃的峡谷河道长仅16公里，而江水却连续下跌7个陡坎，总落差竟达220米。这里的江面十分狭窄，最窄处不足30米。三峡河段，集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各种地质现象于一体，构成了一幅天然巨型的山水画卷。大宁河是长江三峡中的一条小支流，古名昌江，又名巫溪水，发源于大巴山南麓，穿过崇山峻岭，接纳众多溪流，由北向南。  

　　在巫峡西口注入长江，长约250公里。它自上而下，集山雄、峰秀、水清、滩险、景幽、石美于一身，犹如一个巨大的盆景，一条美丽的画廊。特别是大昌以下被人们誉为“不是三峡，胜似三峡”的小三峡段，更是景色殊美。  

　　淮河是一条美丽多情的母亲河。在淮河的中游河段，沿途有凤台的硖山、怀远的荆山和五河的浮山等三个峡口，被称为淮河三峡。硖山口是淮河东流的第一险要处。峡谷宽500米，河流逼山而行。洪水季节，淮河水奔腾咆哮于两山这间，势如排山倒海。秋冬季节，河水静静流淌，水波不兴，碧空倒影，为淮河景色最佳的一段。淮河的第二峡——荆山峡，由地处河西岸的荆山和河东岸的涂山相夹而成。两山夹淮，山高水阔，颇为壮观。淮河第三峡即浮山峡，这里山不甚高，“峡”不甚险，风景亦无胜处，只是因南朝梁武帝曾在此修筑浮山堰，水淹寿阳而名噪一时。  

　　钱塘江口的海宁潮是世界闻名的奇观。江潮最盛时，汹涌澎湃，触山拍岸，惊天动地，蔚为壮观。这是因为江口所在的杭州湾是一个典型的大喇叭口，出海口宽达100公里，在澉浦减至20公里，到海宁县盐官仅3公里。海口宽而深，涨潮时进潮量很大；进入口门后河道逐渐变窄，潮水上溯则受到约束，潮波能量被相对集中，潮差明显增大。当阻力进一步加大后，波峰就陡立如墙，潮波上溯过尖山后，波峰破碎，形成涌潮的潮头。潮头到了海宁一带，江面更窄，潮水卷着浪花，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奔腾向前，形成了惊心动魄的“钱江怒潮”。钱塘江涌潮蕴藏着巨大的动力资源。  

　　桂江是一条风光旖旎、举世闻名的河流。桂江上游河段，称大榕江，山高谷深；中游河段，称漓江，河道分岔明显，沙洲发育；下游河段，为桂江主河段，又称抚河，水急滩多。漓江河段，山峰奇特苍翠，石崖嶙峋峭拔，河道曲折迂迴，江水清澈见底，可谓山清、水秀、洞奇、石美。沿江碧水潆洄，奇峰倒影，深潭、喷泉、飞瀑参差，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百里漓江，百里画廊”之誉。  

　　江河是一首首流动的诗，江河是一幅幅流动的画。华夏的许多江河都流淌着中华文明的印迹，许多江河都被称为诗河、史河、文化河。  

　　黄河是炎黄子孙的母亲河，讴歌母亲河的诗歌很多。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河广》、《伐檀》等篇为吟咏黄河最早的诗篇。诗人屈原作《河伯歌》以祭祀黄河之神。六朝时期，吟诵黄河的诗篇逐渐多起来，如谢征的《济黄河》、沈君攸的《黄河》、王褒的《渡黄河北》、庾信的《咏怀》以及北朝民歌《木兰诗》等。唐时，许多著名的诗人如骆宾王、王之涣、李颀、李白、高适、岑参、孟郊、刘禹锡、温庭筠、薛能、司空图等都有吟咏黄河的佳作。有诗仙之誉的大诗人李白，写下了多篇赞美黄河的豪放诗章。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二》）再如《西岳云台山歌送丹丘子》一诗，把西岳华山与黄河放在一起描写，展现出一幅山雄水秀的美丽画面：“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巨灵咆哮劈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刘禹锡的《浪淘沙》，则写出了黄河河源高悬于云天外、仿佛是从天上的银河倾泻下来的气象：“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箕自天涯。如今直上黄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金代大诗人元好问写有一首《水调歌头》“赋三门津”的词，以雄奇的笔调写出黄河三门峡的雄浑气势，读来令人震撼，词曰：“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　　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人间此险何用？万古秘神奸。不用燃犀下照，未必欲飞强射，有力障狂澜。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龙门三跌水为黄河奇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游龙门时被这里的雄伟气势深深震撼，他在《龙门》一诗中写道：“亘地黄河出，天开此一门。千秋凭大禹，万里下昆仑。”万里长江，华夏第一长河，无数诗人都用多情的笔调书写着长江的壮美。如大家熟知的有：“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江上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王安石《江上》）“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若言风景异，三峡独为魁”，三峡是长江最奇峻、最壮丽的一段，也是长江个性的体现和张扬。那一泄千里的江水，直插云天的巨壁，还有它的雄奇惊险、激越飘荡、清幽秀丽……古往今来，吸引和震撼了无数文人墨客。壮丽的山水给了诗人无尽的灵感，数不胜数的诗人流连于此，挥毫吟咏，留下诗章无数。李白吟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杜甫吟道：“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陆游吟道：“四月欲尽五月来，峡中水涨何雄哉。”龚自珍吟道：“寄语瞿塘滩上贾，收帆好趁顺风时。”……有人统计，短短七百里三峡，竟产诗万余首。难怪有人说，长江翻个浪就是一首诗。真可谓：不尽长江滚滚来，一浪江水一浪诗。  

　　淮河是一条景色优美的大河。隋炀帝杨广在南巡渡淮河时，有感于淮河的烟波浩渺，茫无际涯，写下了《早渡淮》诗：“平淮既渺渺，晓雾复霏霏。淮甸未分色，泱漭共晨晖。”唐朝诗人韩羽在《淮河》一诗中也写道：“淮水东南地，无风渡亦难。孤烟生乍直，远树望多团。”诗中通过写淮河“无风难渡”的水面、“孤烟乍直”的空旷、“望多团”的岸边远树，渲染出淮河水的壮阔景象。北宋诗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曾写下了《将至寿州初见淮山二首》，其中一首写道：“浩荡平波欲接天，天光波色远相连。凤鸣两桨初离浦，岸转青山忽对船。”诗中描写的是秋高气爽之时，淮河硖山一带平波如镜，水光接天，船行桨动，青山叠翠的美丽风光。宋初诗人林逋在《游硖石寺》诗中这样写淮河：“长淮如练楚山青，禹凿招提四画屏。……灯惊独鸟回晴坞，钟送遥帆落晚汀……”北宋梅尧臣《过荆涂二山遇暗石》则道出了淮河第二峡——荆山峡水流的险急：“淮流两山间，势来秋涨急。聚石如伏兵，敛敛波下立。轻舟不可防，而况昧年习……”汉江通称汉水，是长江的最大支流，古代曾以“江淮河汉”并称为我国四大名川。早在2000多年前，《诗经》中就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的诗句。对汉江中下游的地理形势和景色，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在《汉江临眺》中作了图画般的描绘：“楚塞三湘接，荆门九脉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其实何止是大江大河，许多长度不大、水量也有限的河流，或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或独具秀色，从而成为人们在河流两岸劳作生息的重要场所。如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述古代先民在江河两岸繁衍生息、劳动生活的诗，就有六七十首之多，涉及的河流有20多个，除了大家熟知的黄河、长江、淮水、汉水、济水、渭水、泾水、汾水等大江大河之外，还有淇水、汝水、溱水、洧水、汶水、漆水、沮水、滮水、洽水、杜水、丰水、泮水等中小河流。海河流域的卫河支流淇河，不过是一条百余公里的小河，但因其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坐落于卫都附近，对卫人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故在《诗经》中，就有《竹竿》等五六首诗写到淇河，唐宋也有许多诗人题咏淇河，如唐初著名诗人沈佺期就有“淇上风日好，纷纷沿岸多”的诗句，加之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淇河之畔，因而淇河又有诗河、史河之称。“犹闻可怜处，更在若耶溪。”位于浙江绍兴会稽山南部的若耶溪，全长不过二十六七公里，但因其对滋养越民族有重大贡献，被绍兴人誉为母亲河。若耶溪奇丽的山水风光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很早就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寻幽探访，留下无数描绘若耶风光和风物人情的诗文佳作。仅就诗词而言，就有几十首之多，如南朝谢灵运的《于南山往北山径湖中瞻望》、王籍的《入若耶溪》，唐代李白的《采莲曲》、孟浩然的《耶溪泛舟》、丘为的《泛若耶溪》，宋代王安石的《若耶溪归兴》，元代萨都剌的《越溪曲》，明代王思任的《若耶溪》，清代王霖的《南涧泛舟》等，难怪有人称若耶溪为“幽远的耶溪诗路”。广西桂林至阳朔的百里漓江，碧水萦回，奇峰夹岸，不仅有“山清、水秀、洞奇、石巧”四绝，还有“深潭、险滩、流泉、飞瀑”四观，这样的美妙佳景自然不会被诗人放过。如唐代许浑《送杜秀才》一诗写道：“桂州南去谁与同，处处山连水自通。两岸晓霞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风……”清代袁枚有《由桂林溯漓江至新安》，展示出一幅迷人的山水画卷：“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张联桂《望桂林阳朔沿江诸山放歌》则描绘了漓江雨后的动人景象：“须臾雨过云亦散，依旧万朵青芙蓉。树头飞瀑垂匹练，跳珠戛玉鸣琤琮。”今人咏漓江的诗也很多，影响较大的当首推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是诗情呵，是爱情，都在漓江春水中！三花酒搀一分漓江水，祖国呵，对你的爱情百年醉……”  

　　中华民族热爱江河，他们不但用诗文赞美江河，还用画笔描绘江河，用音乐讴歌江河。  

　　流淌的江河不但为诗人的诗思泉涌提供了滔滔不竭的源泉，也吸引着山水画家们在江河之上流连忘返，挥毫泼墨。壮丽无比的长江，本身就是绚丽多彩的天然画卷。宋代山水画大师夏的《长江万里图》，是我国古代绘画中描写壮丽长江的艺术珍品之一。画高26.9厘米，长1114.3厘米。画家采用高度概括的手法，以简劲的笔力，明润的墨气，非凡的气势，将万里长江的壮丽景色集合于画幅之中。画卷中的三峡部分，那急流飞泻、惊涛骇浪的情景，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被誉为“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富春江，以绝美的景致为画家们提供了“步步可观”的意境。元代，以“大痴道人”为号的山水画家黄公望，为富春的山水所迷，来到江边，结庐而居，游遍这里的山山水水，并用数年的时间，创作了《富春山居图卷》，图中可见到秋天富春江之宁静景色。画家笔下的桂林山水更是各具风姿，尤其是对“漓江雨景”的描绘最为迷人。如胡佩衡的《漓江春雨》，表现了漓江春雨连绵、烟雾弥漫的景色。徐悲鸿的《漓江春雨》，用水墨渲染了漓江春雨时雾霭迷蒙的景象，营造了一种诗情画意的境界。李可染的《漓江细雨》，以江面细雨中飘飘欲行的小船，带活全画。白雪石的《江山览胜图》，着意表现了漓江的空清、明净。特别是黄格胜的《漓江百里图》，画高0.6米，长200米，笼漓江碧水、两岸青山、翠竹古榕、田园村落、亭台楼阁、舟桥渔钓于一卷，堪称展示桂林山水美全景的长卷。画家为完成此画，3年里往返漓江20次，写生千幅，使整个漓江山水熔铸于心，以致达到了“漓江即我，我即漓江”的境界。然后扎进斗室，埋头作画，历时两个月才停笔收墨。人们漫步画前，无不有泛舟漓江、身临其境的感受。  

　　音乐如同流淌的江河，把山水清音荟萃在一个又一个音符之上。古往今来，歌唱江河的优美旋律一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河上流淌着。在现当代歌曲中，歌颂江河的有：《黄河》、《天下黄河十八湾》、《我们是黄河，我们是泰山》、《长江之歌》、《你好啊，峡江》、《三峡情》、《运河之歌》、《岷江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伊利河，我的母亲河》、《乌苏里船歌》等。值得指出的是，每当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时刻，讴歌象征祖国的江河、唤起人民反抗的音乐歌曲便唱响黄河上下，长江两岸。如杨皙之作词、沈心工作曲的《黄河》，以象征中华民族的黄河为题材，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气吞山河的壮歌。再如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以雄伟的气魄、热情奔放的旋律，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尤其是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则给予大合唱的主题思想以更深更高的概括，向中国人民发出了强有力的战斗号召。这部大合唱很快传遍了黄河两岸，歌声鼓舞着中华儿女像汹涌澎湃的黄河水一样，勇往直前，英勇杀敌。  

　　中华民族与河流的密切关系，从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和古今许多地名称谓中亦可见一斑。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禹贡》就主要以江河水系为基本单元，将当时的版图划分为九州。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更对九州的地望有着确切的划分：“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上述行政区域除了按东南西北等方位划分出青、扬、荆、雍、幽五州外，其余豫、冀、兖、徐四州则是以水系为分界线划分的。  

　　中国人常以河流作为地理分界线，如江南、河东、淮北、运东等称谓，既简明又说明问题。甚至许多地方的称谓也往往根据所在区域内主要有哪条江河流过而冠命的。如河南、河北两省的称谓缘于其省所处的地理位置一处黄河南、一处黄河北而确定的。湖南省之所以简称湘，江西之所以简称赣，前者是因为湘江自南向东北蜿蜒而下，斜贯湖南省境，后者则因为赣江纵贯江西南北，为江西省第一大河。辽宁、黑龙江和浙江、上海、重庆、香港等名称的由来，也缘于江河流经之故。位于我国东北西南部的辽河，虽蜿蜒迂回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四省区，但其干流自东北向西南纵贯辽宁省中部，由于辽河经常发洪水，给辽河流域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故当地人民期盼辽河岁岁安澜，辽宁省也由此得名。黑龙江省省名的由来，无疑是因为黑龙江流经之故。钱塘江，古名浙江，亦名之江。钱塘江是流经浙江省的最大河流，钱塘江流域又是越文化的摇篮，以浙江为其省名，可见浙江的重要意义。上海简称为沪，因境内吴淞江（苏州河）下游近海一段古称沪渎；又称为申城，因境内黄浦江旧称春申江或简称申江。重庆位于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嘉陵江下游有渝水之称，故重庆又简称渝。香港的由来，则由于它是香江之城——“小河弯弯向东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这首名为《东方之珠》的歌诉说着香港雅名的由来。另外，吉林省的名称也与江河有关。吉林是满语“吉林乌拉”的简称。据《吉林通志》载：“国语吉林谓沿，乌拉谓江，其曰吉林者从汉文而省也。”这里所谓“国语”是指满族语言，即沿江的城池。因省会最初设在吉林市而得省名。  

　　此外，江西、江苏、四川、天津这些省市称谓无不与河流有关。而沈阳（位于沈水——清以后称浑河之北而得名）、开封（古称汴京，汴是古水道名）、杭州（别称钱塘，境内有钱塘江穿过）、长沙（别称临湘，坐落在湘江之滨）、承德（别称滦阳，其地处滦河之北）、宁波（简称甬，境内有甬江穿过）、合肥（淮水与肥水合，故曰合肥）、南宁（别称邕城，其地濒临邕江）、三亚（三亚河穿城而过）、济南、淮南、淮北、淮阳、淮阴、淮安、江阴、镇江、汉口、汉阳、赣州、洛阳、沁阳、漯河、丽水、临汾、渭南、延安、九江、屯溪、内江、临沂、柳州、桂林、辽阳、牡丹江、滦南、淇县、临清、七台河……顾名思义，这些地名无不与流经当地的河流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