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龙文化与水
发布时间：2014-07-18
千万年来，在古老的赤县神州，勤劳智慧的中华先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也创造了一种形态怪异、生态神奇的动物——龙。自70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今天，龙几乎贯穿了漫长而复杂的中华文化发展历史，并在宗教、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探索龙的产生与演进的轨迹时，不难发现龙与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龙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变化，始终与水相伴相随。如果把龙作为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那么，这种文化现象从形式到内容无不打上了深深的水文化烙印。
据今人解释，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长，有鳞，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兴云降雨”（《汉语大词典》）。从中可以看出，龙只是传说中神异动物，并非实有的东西。龙神通广大，不但能走能飞，而且能够兴云降雨，具有影响云雨河泽和旱涝变化的能力。
古人在想象中创造出了龙这种神奇的生物，有时却又认认真真地相信宇宙天地间有它的存在。有关龙的形貌、生态特征和神通，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多有记载。
《洪范?五行纬》说：“龙，虫之生于渊，行无形，游于天者也。”《礼记?易本命》说：“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荀子?致土篇》云：“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川枯则鱼龙去之。”《吕氏春秋?举难》说：“龙食于清，游于清；龟食于清，游于浊；鱼食于浊，游于浊。”将龙与龟鱼并列，认为龙是一种生于水中的动物。许慎《说文?鱼部》对龙的解释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蛟龙传说是龙的一种，《说文?虫部》对蛟龙的解释是：“龙属，无角曰蛟。从虫，交声。池鱼满三千六百，蛟来为之长。能率鱼而飞，置笱水中即蛟去。”这些解释都是把龙看作是鳞虫之长，神通广大。古人将自然界中所有动物分为羽、毛、鳞、介四类，鳞虫只是其中一类。把龙说成是鳞虫之长，是为了说明龙为水物，统管水府。
《淮南子?坠形训》说：“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凰，凤凰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生于庶鸟。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生于庶兽。介鳞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龟，凡鳞生于庶鱼。
介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鼋，玄鼋生灵龟，灵龟生庶鱼，凡介者生于庶龟。”由此看来，羽、毛、鳞、介，自然界一切虫类都来由龙派生出来，这就曲折地表达出龙为百虫之长的思想。
《管子?水地篇》说，“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为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说苑?辩物》说：“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说苑?杂言》亦称龙“乘于风雨而行，非千里不止”。晋刘琬《神龙赋》描绘道：“大哉，龙之为德！变化屈伸，隐则黄泉，出则升云。”晋傅休奕《龙铭》也写道：“丽哉神龙，诞应阳精。潜景九渊，飞跃天庭。屈伸从时，变化无形。偃伏于泥，上凌太清。”南宋罗愿《尔雅翼?释龙》对龙的解释是：“龙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长，深渊是藏，和尘同光。”“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物之至灵也。”这些说法都认为龙是一种能大能小，能伸能缩，能合能散，能弱能强，变化莫测的神异动物。
《庄子?天运篇》说：“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翔）乎阴阳。”《庄子?逍遥游》也说：“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韩非子?难事篇》引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认为龙具有腾云驾雾的本领。《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太史公记载的是黄帝骑龙上天的传说。上述论述或传说都说明龙具有升天的本领。
《左传?昭公十九年》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吕氏春秋?召类》又说：“以龙致雨。”《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璞注曰：“今之土龙本此。”《淮南子?坠形训》说：“土龙致雨。”高诱注曰：“汤遭旱，作土龙以象龙。云从龙，故致雨也。”王充《论衡?龙虚》说：“夫龙之登玄云，古今有是……方今盛夏，雷雨时至，龙多登云。云龙相应，龙乘云雨而行，物类相致，非有为也。”又说：“龙闻雷声则起，起而云致，云致而龙乘之，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天极云高，云消复降。”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古人认为龙具有掌管雨水和水府的神性，故一直把龙当作水神来崇拜。
纵观古人对龙之生态特征的记述，可以对龙的神性作出如下结论：龙为水物，且为鳞虫之长，具有变化莫测、能够升天入渊、兴云播雨、影响旱涝的神能和本领，其生存和施展神通的空间主要是在云水——江河湖海和云雾之间。至于《淮南子》等古籍以及民间有时将龙视为百虫之长，这是由龙为“鳞虫之长”观念引申和发展而来的。
关于龙的形貌特征，先秦文献记载较少。《韩非子?说难》说：“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仅仅讲到龙是一种虫，且喉下有逆鳞。从“柔可狎而骑”一语来看，龙是一种类似于马或骆驼、可以载人的动物。
秦汉以后，有关龙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东汉王充《论衡?龙虚》说：“世俗画龙之像，马首蛇尾。”仅涉及龙的头与尾两部分的形貌特征。《论衡?龙虚》还说：“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尺木，指的是在头部所加的刻有数值的木板，表示龙能升天。对此，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说：“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北宋初年，画家董羽对当时所流行的画龙技法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三停九似说”，“三停”分别是自首至项、自项至腹、自腹至尾；“九似”即：“头似牛，嘴似驴，眼似虾，角似鹿，耳似象，鳞似鱼，须似人，腹似蛇，足似凤。”（《画龙辑议》）此说将龙的各个重要部位的形貌特征都明确规定下来，对后世的画龙技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另一位画家郭若虚对董羽的“三停九似说”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提出了有别于董羽“九似说”的新提法：“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图画见闻志》）郭氏对龙的头、眼、腹、耳等部位特征进行了调整，使九似说趋于完善，并成为画坛技法的基本理论。南宋罗愿《尔雅翼?释龙》对当时所流行的画龙技法——“三停九似说”进行了记载，具体内容与郭若虚的“三停九似说”相同。《尔雅翼?释龙》还说：“头上有物如博山，名尺木。无尺木不能升天。”显然是继承了段成式等人的说法。
明代李时珍集古代关于龙之形貌论述之大成，他在《本草纲目》卷四三中指出，龙“头似驼，角似鹿，眼似鬼，耳似牛，项似蛇，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声如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有逆鳞。
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其中所言“九似”与郭若虚的“九似说”基本相同。 当代学者闻一多认为，龙是以蛇身为主，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腿、狗的爪、鱼的鳞和项。另一个学者舟欲行认为，龙在被中国人记载之初，不过是一种蛇类或蜥蜴类的图腾形象。 故宫、北海、天安门等处的文物中，不少处雕刻着龙。这些龙的形貌基本上都符合郭若虚的“九似说”。
当代民间艺人的画龙技法是：“剑眉虎眼，狮鼻鲢口，鹿角牛耳，蛇身鲤甲，鹫脚鹰爪，马齿獠牙，四条脚上有火焰披毛，脊上有节梁，背上有椎刺，金鱼尾。
此外，在鼻的两翼有一对长而有力的角须，宽阔隆起的前额，上唇有胡，下颌长须。”（周秀昆、王智贤《谈龙——明珠的光环》，《中国工艺美术》1982年第3期）最后，我们还可以从考古资料中考察一下龙的形貌。1987年5月，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了三组蚌塑龙，距今6000多年。第一组蚌塑龙位于M45号墓墓主人骨架的右侧，长1.78米，高0.67米；龙头与马头相近，昂首瞠目，头上有一只角；吻很长，长舌微吐；颈部长而弯曲，颈上有一撮鬣毛；身躯细长，略呈弓形，前后各有一条短腿，爪分数叉；尾部细而微曲，尾端呈爪状分叉，大致形象为马头蛇身。这条考古材料说明，中国龙的形貌早在60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就已大致定型。
综上所述，就龙的形象而论，龙是多种动物组合的产物，从龙的头、角、身、纹等部位都可以找到不同动物的特征。可以说，龙的形象不是自然界中某种东西的简单再现，而是以某种动物的形貌为主体，融合了其他动物特征而创造出的艺术形象。
关于龙的种类，古代文献资料中有关龙的种类的说法是非常混乱的，对龙的分类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三国张辑所著的《广雅》将龙分为：“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清初张英等人所编纂的《渊鉴类函》一书辑录了三种分类方法。第一种分类法将龙分为四种：一是天龙，守天宫殿持令不落者；二是神龙，兴雨致雨益人间者；三是地龙，决江开渎者；四是伏藏龙，守轮王大福人藏者。第二种分类法将龙分为：有胎、卵、湿、化四种。第三种分类法将龙分为：象龙、马龙、鱼龙、虾蟆龙和蛇龙五种，并认为前四种为旁类，蛇龙为五龙之长，为正类。
根据古代文献，可以对龙进行这样的初步分类。从形貌划分，有蛟龙、应龙、虬龙、螭龙、夔龙、毛龙、骊龙、斑龙等。从颜色上划分，有黄龙、黑龙、白龙、青龙、赤龙、紫龙等。从善恶上划分，有毒龙、孽龙等。
通过对龙的分类划分也可以看出，自然界中是不可能存在龙这种动物的，龙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而人们对龙的种类的想象是十分丰富的。
中国的龙崇拜产生于原始社会。就龙崇拜的性质而言，是一种灵物崇拜。所谓灵物崇拜，就是指人们认为某种东西具有某种（或某些）特殊的本领，并且很有灵性，能够领会人的某种意图，满足人们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崇拜这种东西，祈求它帮助自己达到某种目的。灵物与神是有区别的。灵物虽然有某种特殊的本领和超自然的力量，但尚未完全神化，在很多方面仍然呈现出自然的特征，没有人的意志；虽然有灵性，但对于人们的祈求只能做出机械的反应。神则不同，不仅具有某种特殊的本领和超自然的力量，而且具有人格意志，已完全人格化，不再有自然的特征。
中国古代有所谓“四灵”的说法。《礼记?礼运》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在这四种灵物中，只有龟是实有的动物，其余都是传说中的灵物。在古人的眼里，这四种灵物都有某种特殊的本领，不同于一般动物，但它们没有完全人格化，在许多方面仍呈现出自然物的特征。与此同时，人们在描述它们的形貌时，总是把它们描绘成动物的样子，这就说明，龙、麟、凤、龟在中国始终没有完全神化，始终都是人们心目中的神异动物，始终都只是灵物。龙是四灵之一，故龙崇拜实际上是灵物崇拜。由前述可知，不论是把龙看作是鳞虫之长还是百虫之长，都是把龙当作灵物的表现。至于把龙当作掌管雨水的水神和避邪御凶的保护神看待，同样也是灵物崇拜的表现。
起初，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龙作为鳞虫之长的地位并不很高。有些古书说古人曾养过龙。如《左传》说：“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拾遗记》也说，舜的时候，有南浔之国献毛龙，“一雌一雄，放置豢龙之宫。至夏代，豢龙不绝”。那时的龙可以养，可见其神通有限。不过所豢养之龙可能是鳄鱼之类的巨型爬行动物，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龙。春秋战国时期，龙在人们的观念中仍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神异性动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孔子就曾说过这样的话：“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在孔子看来，龙有没有上天的能力都值得怀疑，大概孔子也把龙看作“怪、力、乱、神”之列。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甚至将龙与蛇、蚯蚓之类相提并论，认为“飞龙乘云”与“游蛇驾雾”没有什么区别。再如上古的神话中，龙一直与凤、龟、麟等一道，被当成祥瑞的象征，这也说明龙的地位并非很高。其实，后来龙的地位不断攀升，从根本上说还是农耕文明需要造就的。在农耕文明中，无论如何不能缺了土和水，雨水对于农业生产而言真是太重要了，因而作为司雨水之神的龙便渐渐为人们所重视和敬畏（中国古代的龙王庙遍及乡村各地，就完全反映出后来龙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自秦汉起，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借助老百姓崇龙的心理，把龙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这就更加抬高了龙的地位。
关于龙的起源和性质问题，古今学者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对于龙的起源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提出了许多说法和观点，如外来说、图腾合并说、蟒蛇说、鳄鱼说、蜥蜴说、雷电说、星象说等，尤以闻一多先生提出的“图腾合并说”影响最大。闻一多在《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一文认为，龙“是一种图腾，并且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合成的一种综合体”。他还认为，以夏族蛇图腾为主体虚拟的想象物，是蛇氏族兼并了别的氏族以后，“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氏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神话与诗?伏羲考》）。新近还有一种龙的初始原型为“河川说”的说法，认为“河川是龙的生态起点和自然基础，是神龙之形最原始的基型，这种基型是初民具象思维类比联想的结果”（何根海《龙的初始原型为河川说》，《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该说认为，蜿蜒的河川是龙初始原型的自然根源，蛇蟒蜥鳄，是河川动物化神灵化的载体。上述假说表现了学者积极的探讨精神，具有极大的学术启发性。笔者认为，尽管古今中外的学者对龙的生成理解不一，且多是演绎、推理和猜想所得出的结论，但有一点是被较多人认可的：龙的形象是多种动物尤其是水生动物组合、整合的产物，是在水崇拜和水神动物崇拜的基础上形成的。龙与一般水神动物的区别在于：一般水神动物是实际存在动物的神化，基本上是以实有的原形动物为形象；龙不是实际存在的动物，而是由多种水神动物组合而成的观念物。
考察龙的生成机制，可以看出，龙实际上起源于远古先民的水崇拜和水生动物崇拜。龙的动物形象和意象是在先民崇拜水和蛇、鱼、蜥、鳄等水居动物的混沌思维中完成的。龙最早是以艺术形象出现的，是创造者宗教心理和艺术观念的综合产物。龙，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
人类所置身的大自然既包容万物，又千变万化；既给人类提供各种赖以生存的恩惠，又有令人难以控制的强大的暴力。对于人类而言，大自然可以说是一个永恒之谜，即使在科学文化昌明的今天，大自然中仍有许多人类无法解释的奥秘。“人猿相揖别”，当古猿迈进人的门槛的时候，处于童年时代的人类既不了解自己，更难以认识自然，只是生命本能的冲动使他们勇敢地创造着人类的历史。远古时代的人们，由于无知与天真，他们以为世间万物都有生命、有灵魂的存在，在他们童稚的思维中，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与此同时，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还用自己的心意和行动去同各种神秘的自然力量进行交流，既对那些对于人类有利的自然力量表示感恩，又向那些常常加害人类的力量讨好和祈求保佑。这样，由对自然的崇拜和改变人类生存现状的带有明显功利目的的原始巫术构成的原始宗教便应运而生了。
在旧石器时代，渔猎是原始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动物作为人类的生活之源（其肉可食，皮、毛可以遮体御寒），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人们离不开动物，进而崇拜动物，最后的目的又是为了征服动物，动物由此产生了神秘性。随着先民动物崇拜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动物在原始巫术中便充当了重要角色。当人类历史跨入了新石器时代，在先民原始宗教观念中，除了继承了旧石器时代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等观念外，最明显的变化是产生了主宰自然世界的“神”的观念，于是他们开始以各种方式向神祈求丰收、免除灾祸。在这一时期，先民们以极大的热情，运用了几乎是当时所有最先进的手段，如绘画、雕刻、堆塑等，创造了大量的动物形象（这些艺术造型在先民的心目中绝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以神秘的宗教意义为其本质），同时又以绚丽浪漫的神话传说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对未来的幻想。
考古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的纹象中，具有后世龙纹的某些形象的动物纹象有多种。尽管这些纹象本身的原型都不能称之为后世的龙，但这些纹象与后世龙的渊源关系是不容置疑的。鉴于此，同时也为了叙述方便，刘志雄、杨静荣二学者在《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把这些动物纹象统称为原龙纹。这些原龙纹主要有渭河流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上的鱼纹，漳河流域仰韶文化后岗类型陶器上的鳄纹，渭河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的鲵纹，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陶器上的猪纹，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虎纹，汾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陶器上的蛇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原龙纹中，除了虎纹之外，其他纹象的动物原型都是水中动物。新石器时代的原龙纹之所以大多为水中动物的造型，这与先民们对水以及水中动物的敬畏与崇拜观念是分不开的。中国作为以农业立国的文明古国，一直将农业视为国计民生的根本。水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生产对水的依赖是十分强烈的。江河湖泽等水域既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和舟楫、灌溉之利，又以其强大的力量和喜怒无常的存在令人敬畏——如用洪水和干旱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和灾难。在先民们看来，河川等水体对人类的利害有着强大非凡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水中世界神秘莫测，水中的某些奇异的动物，如出没无常的鱼、性情凶猛而又形态怪异的鳄与蛇等，都会引起先民的敬畏与联想，被认为是与神有关、具有一定神性的动物。由于水与生命、与农作物的生长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对水和水生动物的崇拜也笼罩着神秘主义，幻想着水中有无数司水的神灵，并形成了庞大的水神家族，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先民们认为，能否风调雨顺和丰衣足食都是冥冥中主宰自然界之神尤其是水神的意志。因此，在祈天、求雨、祈防洪涝等祭祀活动中，自然就会选择它们作为沟通人神间的使者，表达人类的祈望与冀求。
中华先民对龙的崇拜，是在水崇拜观念基础上形成的观念性动物崇拜。因此，龙的组合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在司水的前提下，对多种动物尤其是水生动物的集中，这类组合产生的龙，是逐渐趋向成熟的龙。而组合成龙形象的动物，多是被远古先民奉为水神通的动物，这也是后世多以蛇、鳄、蜥等水中动物类化龙的原因所在。这表明，先民“除了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人与动物混同起来外，还把动物与自然现象和自然力混同起来，以为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就是说，虚拟的龙是在以水居为主之真实动物的基础上化合而成的。
向柏松在《中国水崇拜》一书中认为，龙的组合经历了不断发展演变的历程，在这一漫长的组合过程中，龙留下了形态各异、千奇百怪的形象，但不管龙的组合如何变化，构成龙的主体形象的动物，始终是水神动物。尽管某些非水神动物也曾为龙的某些组合体所吸收，但它们始终处于次要的地位。从总体上说，龙是由蛇、鱼、马、牛、猪、鳄、蜥蜴、鸟等被先民视为水神动物的集合体。
蛇 大部分蛇尤其是水蛇具有习水的习性，故很早就被先民视为水中的神灵。许多学者认为，蛇构成了龙的基本形态与生态，龙长而屈曲盘旋的身躯、蜿蜒浮水的习性，都取自于蛇。古人常常把龙与蛇视为同类，称蛇为小龙、地龙。“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孟子?滕文公下》）；郭璞注云：“龙类，能兴云雾游其中”。这些说明，在古人的眼里，龙蛇同类，都生于水中，具有屈伸腾飞，兴云布雨的神性。与此同时，龙蛇互化的观念也比较普遍，如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其所斩之蛇“为白帝之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之子斩之”（《史记?高祖本纪》）。再如，“孙思邈尝救一青蛇，龙子也，后为龙王，召至水府，得龙宫药方三千道，作千金方三十卷，俱非人世所知”（《续仙传》）。不论是高祖所斩之蛇，还是孙思邈所救之蛇，都是由龙所化。可见在古人看来，蛇龙本为一物，可以互化，从中我们也可以找出蛇龙演化的轨迹。
鱼 鱼是水中最为常见的水生动物，也是先民最早和最为普遍的崇拜对象之一。鱼被奉为主雨的水神，所以古代有向鱼神求雨的习俗。鱼在龙身上显示的特征主要是鳞与须。考古表明，大量的龙纹龙雕都以鱼鳞饰背，说明龙汲取了鱼鳞的特征。古籍中也认为龙鳞似鱼鳞：“龙……鳞似鱼”（《尔雅翼?释龙》）；另外，关于鱼登龙门而化龙的神话传说，也透露出鱼神与龙神之间的演变关系。
马 马非水性之物，上古先民为何取马作为龙的模型之一是缘于最初构成龙的局部特征的马，并非陆上的马，而是指水中的河马。上古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和，存在过象、犀牛、河马之类的动物。河马因生活在水中被奉为水神。神话传说中的龙马便是这种河马的化身：“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尚书注》）；“陇西神马山有渊池，龙马所生”（《汉唐地理书钞》辑《遁甲开山图》）；“龙马者，神马也，河水之精”（《瑞应图》）。传说中的龙马居于水中，说明龙最初综合的对象为河马。不过由于河马与陆地之上的马有许多相似之处，古人对动物本身并无严格的区分，故久而久之，便有意无意地把河马、陆马视为一类。龙外形上最显著的特征是以马首为头。《尔雅翼?释龙》说画龙“有三停九似之说……九似者，角似鹿，头似马……”《论衡?龙虚》说“世俗画龙之像，马首蛇尾”。头是动物最主要和最富特征的部分，因为龙首为马首，马的特征十分突出，故古人有时说龙为马形，“龙而形象马”（《礼?礼运》），“有群龙出水上，行入汉江……有龙马之形”。此外，古籍中还有马化龙、龙生驹的传说。
牛 牛被奉为水神，主要是因野牛与水牛性习水的缘故。牛神崇拜的主要对象是犀牛崇拜。对牛类而言，龙所综合的主要是牛（尤其是犀牛）角的外部特征。犀牛是一种长着一只角或两只角的凶猛的野牛，古人视为水中神兽，并认为犀牛是通天犀，其通天的神能与角有关，犀牛角为绝地通天的象征。给龙加角始于商代，而且多数学者都认为龙头之角是古人摹拟牛头而塑造出来的。犀牛角是动物雄性的标志，也是力量与强悍的象征。为龙加上牛角，无疑是为了增强龙的威仪与神性。
猪 猪性喜水，先民视其为水中动物，加之猪的浴身习性与降雨有某些联系，古代误以为降雨与猪相关，故以猪为水畜，奉为水神。《毛传》郑笺：“豸之性能水”；郑玄注曰：“彘，水畜也”。龙对猪的融合，始见于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存中出土的两件龙形玉器。其中一件龙身呈现C字形，“龙”首较长，具有长长的略向上翘的吻，鼻端与吻部截平，并排有一对圆形鼻孔。双眼细长呈突起状，体现了猪首的特征。其颈脊耸起的长鬣更显现出猪体的标志。另外，在殷墟墓中出土的“猪体屈体龙”玉器，也具有猪首的意味。殷商以后，龙的猪首特征才逐渐消失。
鳄 鳄为水陆两栖爬行动物，主要在水中活动，先民奉其为兴云吐雾的水神。龙与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龙的重要种类蛟龙即起源于鳄鱼。鳄鱼四脚，全身布满硬皮鳞，而且具有攻击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凶猛习性，这与蛟龙的形象相仿。“蛟似龙蛇，四脚，而小头细颈。颈有白婴，大者数围。卵生，子如一二斤瓮。能吞人。”（《艺文类聚》卷九十六引《山海经》）《世说新语》所载周处在江中与恶蛟苦斗三日，终于斩之，周处所斩的恶蛟可能就是鳄鱼。另外，鳄在下雨之前，有用胸腔排气，发出吼声巨响的习性，可以起到预告阴雨的作用。因此，先民们很容易视它们为呼风唤雨的精灵，直到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认为鼍（鳄）“能吐气成雾致雨”。1987年6月，考古人员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出的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其中在一处大型墓葬中有一用蚌壳堆塑的龙，其造型即取自鳄鱼。
蜥蜴 蜥蜴与鳄鱼相似，它是一种比鳄鱼更常见的动物。蜥蜴构成龙的形象特征与鳄鱼基本相同。蜥蜴大者如鳄鱼，达一二丈，小者仅数寸，这种特征与神龙能大能小的神性相一致。蜥蜴对龙的影响并不亚于鳄鱼，这一点可以从古人视蜥蜴为龙的现象来证明，如称蜥蜴为“石龙”、“石龙子”、“龙子”等。
鸟 龙具通天绝地的本领，不但能潜渊入地，还能飞天驾雾，播云弄雨，而这种飞天的本领，当来自于鸟。人们为龙装上翅膀，也就赋予了龙飞翔的本领。古人称有翼的龙为“应龙”。“应龙，龙有翼者也。”（《山海经?大荒东经》）古人在器物上所饰的龙纹，有不少带有双翼，如河南安阳县英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应龙图》，画有一条蛇躯兽足的巨龙，腾云驾雾凌空而飞，其背部生有一对尖端向前弯曲的翅膀。唐以后出现的龙的形象，其双翅渐渐消失，但龙飞天的神性却一直保留下来。除了取鸟的双翅以外，龙与鸟的关系，还体现在爪似鹰上，“龙……爪似鹰”（《尔雅冀?释龙》）。另外，鸟能融入龙的形象，还取决于古人认为鸟与雨水有关的观念。传说中有一种叫“龙雀”的神鸟，也称“飞鹰”，古人视其为能纵风雨的风神；传说中的“一足鸟”也是与降雨有关的鸟。可见，鸟作为先民可见到的在天空中飞翔的惟一动物，容易被视为在天空中操云播雨的神灵。
以上各种水神动物（当然还包括其他非水神动物），经过整合组成龙后，汇集更多的水神神力为一体，构成了具有更强神力的崇拜对象。这也是龙在所有司雨降水之神中最具神通和权威的原因所在。中国水神的大家族既有杂乱无序的一面，又有趋向整合的一面。由众多动物组合而成的龙神即是这种整合的产物。龙几乎涵盖了各种水神的基本神能——司水，概括综合了多类水神的动物特征，因而成为中国司水之神的象征符号。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中华民族，对水充满着依赖和需求。龙作为主宰雨水的神物，十分符合华夏各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的愿望，自然也就为各民族在心理上接受了。后来，龙逐渐演变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标志和象征，炎黄子孙也自称“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而且“望子成龙”，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也像龙一样有超凡的本领。
那么先民为什么要将诸多动物（包括原龙纹）的局部形象拼合成龙这样一种完整而怪异的动物形象呢？一方面，龙体的多元性正是先民综合“百物”于一体的宗教思想的具体体现。经移植整合创造出的全新动物形象既符合神兽为通天使者这一笼统的宗教观念，又能让人们从中找出多种真实动物（尤其是多种原龙纹）的影子，从而满足信奉不同通天神兽的氏族部落的宗教心理。另一方面，这种“百物为之备”的集大成的表现手法，可以强化“龙”这一全新动物的神性与神通，以使其更好地担负起主宰云雨川泽的使命。至于龙本身所具有的狰狞凶暴的形象，与先民崇拜畏惧型动物，认为越凶猛的动物越具威慑力和神通的观念有关。
龙形成以后，它那远离现实的怪异形象、飞天入地的神奇能力，呼云唤雨的广大神通，构成了先民的敬畏与崇拜对象，同时也引起了先民的好奇与想象。大自然中一些奇特的自然现象，很容易引起先民的惊恐与关注，于是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人们便给虹、闪电等奇异的自然现象赋予神性，并附会其与龙有关。这种附会大大丰富了龙的内涵，也使龙更加神秘化和真实化。
雨后的彩虹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虹的五彩、硕长、接天连地（像两个头的巨大的蛇从大地吸水）的形态及其与云雨的密切关系，使先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与龙联系起来。据考古分析，商代甲骨文的“虹”字，很像一条拱起身躯的双头龙。许慎《说文》解释：“虹，也，状似虫。”似乎是从甲骨文虹字附会而来的说法。由于虹与雨紧密相关，人们遂幻想其为饮水于河之龙。虹既被附会于龙，也就引起了先民的敬畏，因而《诗经?鄘风?》中有“在东，莫之敢指”的诗句。到了汉代，作双头龙形状的虹图像还见于画像石中，如山东嘉祥汉像石的雷公雨师图，虹呈两首垂地的龙形，虹的顶端雨师还在播雨放电。
龙卷风是大气中旋转的漏斗状云气团，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从猛烈雷暴的积雨云向下伸展成漏斗状云，破坏力极大。龙卷风所卷起的风柱或水柱，非常像蛇之类生物的尾巴，这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最好诠释么？因而这种自然现象很容易被古人附会为龙。对此，元代杨撰的《山民新话》、清代袁枚的《子不语》等文献中都有视龙卷风为龙的记述。
雷电是风雨交加中常有的景象，撕裂云层显现出的细长勾折的形状，仿佛金蛇在风雨中狂舞，于是就产生了雷电为龙升天的说法，东汉王充在《论衡?龙虚篇》中便持此说。今人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和赵天吏《说龙》中都认为龙的原型是闪电。朱天顺指出，就龙的作用来看，主要跟降雨和洪水有关。天空中浓云密布，电闪雷鸣之后就是一阵大雨，这种天气现象使人很容易联想到雨是雷电带来的，并进而联想带来雨的闪电究竟为何物？于是，人们依据闪电的形态和作用，把它幻想为一条身子细长、行速很快、曲折前进的动物。赵天吏说：“世俗之人，见雷电发光时，有光宛转如腾蛇，因谓之为龙。”极光是由太阳发出的高速带电粒子受地球磁场影响，进入两极附近，激发高空的原子和分子而引起的。极光出现的方式往往突然而短暂，其亮度一般很高，形态千变万化，颜色五彩缤纷，尤其是褶状弧类极光，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神秘莫测的龙来。《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关于烛龙情状的记载，《淮南子?坠形训》中关于烛龙居地的描述，其原型分明就是极光。
古人造出的龙，本来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但日久天长，人们竟越来越相信它不是臆造而是真实的存在，加之自然界中许多奇异的现象，如上述所举虹、雷电、龙卷风、极光等与人们观念中的神龙相似相像，使得许多人对龙的真实存在更加坚信不疑。值得注意的是，古人的这些关于龙的想象，几乎都与云雨相联系，可见，古人把龙视为影响云雨河泽变化的神兽这一观念是非常深刻的。
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农业生产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命运。而水又是农业的命脉，故天气的阴晴旱涝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的收成。民以食为天。老百姓一年四季的最大的企盼是风调雨顺，从而给自己带来裹腹之粮、御寒之衣；统治者也希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状况，又经常处在旱涝无常的状态，造成了古人对水的强烈依赖与渴望。由于古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每遇大旱，他们往往求助于冥冥中的上苍来恩赐甘露。自远古以来，祈雨就成了巫术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古人的观念中，龙是一种能影响云雨流布的神兽，因而自然成了祈雨巫术活动的主角。
商代流行一种雕刻龙形的玉。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珑，祷旱玉也，为龙纹；从玉，龙声。”可见，这种龙形玉当称作“珑”，是天旱时求雨用的礼器。
由此观之，商人已有龙可致雨的观念。商代甲骨文中还有向龙卜问未来天气晴雨状况的内容，也是这一观念的反映。
上古时，每遇严重的旱灾，都要举行规模宏大的祈雨活动。这种巫术的主要内容，一是焚人祭天，二是用龙祭祀。关于用龙作祭祀的情况，商代甲骨卜辞就有“其乍（作）龙于凡田，有雨”（《安明?一八二八》）的记载。裘锡先生认为，“‘作龙’卜辞与焚人求雨卜辞同见于一版，卜辞中并明言作龙的目的是为了凡田求雨，可知所谓的‘龙’就是求雨的土龙”。《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淮南子?坠形训》也载：“土龙致雨。”对此高诱注曰：“汤遭旱，作土龙以像龙，云从龙，故致雨也。”这些都说明商代确实有以龙祈雨的习俗。
周代，每逢龙星从地平面上升起的时候，国家都要举行以祈雨为中心的雩祭，而雩祭仪式中包含有与龙相关的内容。春秋时，人们已普遍把龙作为掌管雨水的水神进行崇拜，定期举行祀龙求雨仪式。《左传?桓公五年》曰：“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春秋谷梁传》说：“雩者，为旱术者也。”据东汉经学家服虔注解：“大雩，夏祭天名。雩，远也；远为百谷求膏雨也。龙见而雩。龙、角、亢也。谓四月昏，龙星体见，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这里的“龙”，指苍龙星宿，即角、亢、氐、房、心、尾、箕七星。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先民是把苍龙星宿当成龙神加以崇拜的。
由于苍龙星宿的出现恰好是雨水较多的春季，人们便以为雨水是苍龙星宿带来的。换句话说，就是当苍龙星宿在天空出现时，人们便以为龙神现身了，于是就举行仪式，祭祀龙神，祈求雨水。每年四月苍龙星宿见于东方时所举行的雩礼谓之常雩，发生大旱时所举行的雩礼称为大雩。由于常雩是每年四月龙星开始出现时必举行的求雨仪式，而大雩只是在旱情特别严重时才举行，故春秋以后，史书对于常雩就不再一一记载，只记载大雩。
到了汉代，祈雨巫术中则出现了以造土龙为主要手段的内容。对此，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造土龙祈雨的巫术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记述。东汉大学者王充则对董氏的说法深以为然，指出：“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致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同类，云雨自至。”（《论衡?乱龙篇》）桓谭在《新论》中也阐述道：“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由此观之，汉人设土龙以招雨的巫术，虽延用了远古祈雨巫术的主要礼仪，但已将其纳入了阴阳五行说的框架之内，这与商人用龙通神祈雨的观念有质的不同。
东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建立和发展，两教为了扩大在民间的影响，均以各自的宗教形式积极介入祈雨活动。此后史籍亦多载僧道祈雨之事，而朝廷仍延用了前朝造土龙祈雨的方法。到了唐代，仍有召龙致雨的说法。据郑处海《明皇杂录》载，唐玄宗时，有个叫无畏，号三藏（不是唐玄奘）的僧人，有“善如龙致云之术”。一次，天大旱，玄宗叫他做法降雨。但见他“盛一钵水，以刀搅旋之，胡言数百咒水。须臾，有物如龙状，赤色，首啖水上，俄复没于钵中。
无畏复以刀搅水咒者三。顷之，白气自钵中兴，如炉烟，径上数尺，稍引去，出讲堂外。无畏谓力士曰：宜去，雨至矣……既而昏霾大风，振雷以雨”。这段论述可谓神乎其神。随着绘画艺术的长足发展，唐代还出了画龙祈雨法，郑处海《明皇杂录》对此有详细记述。这种“画龙致雨”只不过是古老的“作土龙致雨”巫术的变形而已。到了宋代，官方仍保留了造土龙、画龙这两种祈雨的形式。据记载，宋太祖、太宗时，凡京师遇较大旱灾，即令撤乐，减膳、进蔬馔，并派遣官吏至天齐、五龙、城隍和大相国、开宝等庙、寺祈祷。
据史料载，北宋初年已经有了龙神庙。宋徽宗将龙神封王以后，从此龙神又称“龙王”，龙神庙又称“龙王庙”，里面所供奉的是青龙、赤龙、黄龙、白龙、黑龙五种不同颜色的龙。自此以后，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祭祀龙王成为祈雨的重要形式。
宋以后，祭祀祈雨与巫术祈雨分道扬镳。官方祈雨一般只采取祭祀形式；而民间除采用祭祀的形式外，仍采取“用龙”的巫术祈雨形式，且延续到近代。以龙祈雨的巫术活动发展到晚近，还出现了晒龙王、游龙王等要挟巫术仪式。晒龙王，即在干旱无雨的时候，人们便把龙王像置于烈日下曝晒，以为龙王受不了烈日曝晒之苦，便会降雨。游龙王则是指人们抬着龙王游街。游街时，既有隆重的护送仪式，又有群众震耳欲聋的祈雨口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龙王能够充分倾听到群众的祈求天降甘霖的强烈要求，进而迫使龙王莫犯众怒，早日降雨。
在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中，龙一直是通天和影响降雨的神兽，但到了唐朝以后，龙的地位陡然上升被人格化地抬到了“龙王”的高度。据许多学者考证，中国龙王的形成与佛教的传入、道教的附会有关。
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于西汉时期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到西域，于东汉时传入中原。人们在翻译佛经时惊奇地发现，来自异国的佛教典籍中竟然也有一种与中国龙相似的神兽，它的梵文名称为“那伽”（Naga）。据记载，那伽长身无足，能在大海及其他水域中称王称霸。那伽的原型是生活在南亚次大陆的蟒蛇，它与形成机制极为复杂的中国龙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在佛经的汉译过程中，“那伽”被译作“龙”。事实上，佛教中的“龙”与“龙王”不过是佛经的护卫者，其职责是为佛服务的。尽管龙和龙王在佛教中的地位较低（中国诸多佛教寺庙中，很少有供奉龙王的），但崇龙观念极强的中国百姓还是在自觉或不自觉中用自己传统文化中的龙去理解印度佛教中的龙，特别是佛经中有许多关于海龙王的记述，更对中国龙王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民间文学中所言龙王、龙宫之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佛经故事的启发而杜撰的。值得指出的是，如同中国流行的佛教均强烈地汉化一样，中国佛教艺术中所出现的龙，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中国龙，具有中国龙所固有的通天、掌管云水神兽和吉祥瑞兽的双重含义。这是因为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将印度的那伽理解为自己传统的龙。可以说，中国佛教中的“龙”并无印度佛教中的“那伽”成分，而完全是中国传统的龙。
道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它形成的时代大约在东汉末叶，与佛教传入中原的时代差不多。道教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鬼神思想和巫术观念，因而道教中的龙的观念与中国龙形成以来的传统观念基本一致。中国上古的原始宗教观念多以龙、虎等猛兽为通天神兽，传说中的天神、人主多乘猛兽，道教中的神仙亦多以龙、虎为坐骑。当佛教中的龙王在中国百姓中引起强烈反响以后，道教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也迫不及待地效法佛教，编造出了自己的龙王来。道教的龙王，十分庞杂。按东南西北四海来划分，有四海龙王，即东海龙王沦宁德王敖广，南海龙王赤安洪圣济王敖闰，西海龙王素清润王敖钦，北海龙王浣旬泽王敖顺。按“东南西北中”、“金木水火土”、“青赤白黑黄”划分，则有五方龙王，即东方青帝龙王，南方赤帝龙王，西方黑帝龙王，北方白帝龙王，中央黄帝龙王。此外，不为一般人所知仅见于道教典籍的龙王，更是名目繁多。道教利用百姓崇信龙王主要是向其祈雨的心理特点，大肆宣传道教能够召遣龙王降雨消灾的法术，并出现了《太上护国祈雨消魔经》等记述道家的祈雨仪式以及道教中龙王在祈雨中作用的典籍。与佛教龙王相比，道教龙王更具中国色彩，其职责也与百姓的需求联系紧密。
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里，老百姓最需要的就是风调雨顺。因而自古以来，民间对能影响晴雨涝旱的龙的尊崇一直没有中断过。当佛、道两教广泛传播之后，人们受其启发，就将传统的神龙尊奉为龙王。于是中国大地上江、河、湖、海、渊、潭、塘、井，凡有水处莫不驻有龙王。这类龙王距佛教龙王较远，距道教龙王较近。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既非佛教龙王，也非道教龙王，只属于佛、道和民俗杂神的混合体。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龙的发展历程中，龙被确定为海神是较晚的事。海神被称为龙王，除与佛、道的推波助澜有关外，还与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在与大海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陆上的河湖与海洋之水有循环的关系：海能生水汽，上天则成云，落地则成水；而陆地的百川之水还要奔流入海，海的不盈不竭，正是天地海陆之水循环所致。因此，原来只认为陆地之水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中国人，后来明白了海也是生成云汽降而为雨的主要来源，故就顺理成章地将龙的管辖范围从大陆扩大到了海上，使之成为主宰天地间所有水域的水神。
受佛道两教的影响，唐以后，龙开始被官化和帝王化，帝王们像对待人一样给龙封官晋爵。唐玄宗时，封东海龙王为“广德公”，南海龙王为“广利公”，西海龙王为“广润公”，北海龙王为“广泽公”。到了宋代，龙开始从“公”晋级为“王”。据《宋会要辑稿?礼四之一九》载：“京城东春明坊五龙祠，太祖建隆三年自元武门徙于此。国朝缘唐祭五龙之制，春秋常行其祀。先是熙宁十八年八月信州有五龙庙，祷雨有应，赐额曰‘会应’。自是五龙庙皆以此名额云。徽宗大观二年十月，诏天下五龙神皆封王爵，青龙神封广仁王，赤龙神封嘉泽王……”不过龙王庙之龙王与汉译佛经掌管某一水域的龙王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封建皇帝赐封的，是龙神，后者是佛经故事中的神话人物。宋代以后，也有不少皇帝封某个地方或一方水域的龙神为龙王。宋神宗封彭蠡小龙为顺济王，清雍正皇帝封宁夏大渠龙神为宁渠普利龙王，乾隆皇帝封北京黑龙潭龙神为昭灵沛泽龙王，顺治皇帝封运河龙神为延庥显应分水龙王，等等。
皇帝的封赐表明朝廷对民俗龙王正统地位的承认，这不仅抬高了民俗龙王的地位，而且大大刺激了民间龙王的崇拜意识和龙王庙的发展，终于使龙王形成了一种能与佛、道两教诸神抗衡的独立神只，各地龙王庙兴建泛滥，民间对龙王的祭祀也日益狂热（一般说来，民间所供奉的龙王就是龙神，是掌管雨水的水神）。直到近代，中国民间仍将龙王视为拯民于灾害中的救星。
龙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对中国人的观念和日常生活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如在中国的十二生肖中，龙作为惟一的世间没有的观念性动物赫然名列其中；人们称水性最好的人为水中蛟龙，道杰出人物为人中之龙，视最矫健的马为龙马，谓最美好的山川为龙脉所在，言最美妙的声音为龙吟，赞最好的书法为龙飞凤舞……在中国民俗节日中，更有不少与龙相关的内容。
悬、舞龙灯是中国传统节日如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以及各种庙会常见的娱乐项目。这主要是在老百姓的观念中，龙是吉祥瑞兽，可以为人们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人们用草、纸缚成龙的形象或制成龙灯，然后悬起观赏或舞弄之，无非是取其吉祥消除晦邪的含义，同时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另外，我国安徽、江西及香港等地有舞草龙之俗，舞龙毕，还要烧纸箔、放鞭炮，将草龙送至江河中，意为使龙回归龙宫。
龙抬头节是中国民间的重要传统节日，是专门祭祀龙神的日子。这个节日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具体内容大多与龙崇拜紧密相关，是中华民族崇龙习俗的集中体现。据有关学者考证，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节的形成是中国人把龙当成主管雨水的水神进行崇拜的产物。农历二月初二，正值惊蛰、春分时节，大地逐渐转暖，民俗认为蛰伏一冬的龙正是从这一天起抬头活动的，随之雨水也就多起来了。据说龙抬头节可能是从上古“龙见而雩”演化而来。就这个节日的性质而言，主要分为活动和禁忌两大类。
活动主要有祭龙、撒灰、击房梁、熏虫、汲水、理发、儿童佩戴小龙尾、逆女归宁、食猪头肉等。禁忌主要有停女工、晨忌挑水等。祭龙就是祭祀龙神，是龙抬头节的一项基本活动内容，其目的无非是通过祭祀龙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撒灰是龙抬头节的主要活动内容，其作用也是避灾祈福。许多地方有撒灰至井边或河边的习俗，目的是为了“引龙”或“领龙”。明朝人沈榜在《宛暑杂论》中载：“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中国北方干旱少雨，将龙引入家中图的是风调雨顺，于是也就产生了“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北方一些人家在这一天还用彩纸、草节、细秫秸等穿成串悬于房梁上，称之为“穿龙尾”，也是留龙在家之意。汲水是为了把龙神引进屋来，带来雨水；晨忌挑水是为了避免抵触水中的龙头而使之抬不起来，招致水旱之灾。
很明显，这些民俗都是人们把龙当作掌管雨水的水神而形成的。此外，民间一些人家把二月二这天的吃食也以龙命名，如称面条为龙须，烙饼为龙鳞，饺子为龙耳等。同时在这一天只能吃面条、烙饼，因食龙之须、鳞对龙无大伤害；最忌的是吃米饭，因人们视米粒为龙子，吃米饭将会伤害众多龙的性命；这一天还有其他禁忌，如妇女不得动针，恐伤龙眼。以上民俗活动表明，在百姓的心目中，龙是雨水的主宰，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民众尊龙敬龙，目的是为了获得龙的保佑。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端午节历史悠久，节日的风俗活动也非常丰富，其中以龙舟竞渡和吃粽子为主要内容。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等文章中对端午节的起源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得出结论说端午节本来是祭水神即蛟龙的节日。龙舟竞渡是一种宗教性的祭祀活动，粽子也是献给水神的祭品。在百姓的观念中，龙是主宰江河湖海的水神，它在赐给人们吉祥和福祉的同时，也常常给人们带来侵袭灾害，如掀起惊涛骇浪吞没生灵等。根据“同类不相残”的朴素观念，古人认为在舟上扮成龙子的样子可以避免龙的伤害，于是出现了龙舟赛的活动，作为祭神娱神祈获保佑的一种形式。后来，人们又把端午节竞龙舟作为纪念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重要活动之一。据南北朝梁吴均所著《续齐谐记》载：“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这就为竞龙舟活动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是日民间举行龙舟赛时，人们还纷纷将包好的粽子投入水中。据说，争先竞舟是为了从水中打捞屈原，而向水中投放粽子是为了喂鱼虾蛟龙，免得它们分食屈原的尸体。古时皇家制作的龙舟极为奢华，朝廷组织的龙舟竞渡活动的场面亦宏大壮观，尤其到了宋代更是盛极一时。比赛时，上至皇帝和达官显贵，下至黔首百姓乃至闺中少女都要临水观看。直到今天，锣鼓喧腾的龙舟竞渡活动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水上游乐活动之一。
除汉族外，我国的少数民族中，也有许多与龙有关的节日，如壮族、瑶族和哈尼族均有“祭龙节”，崩龙族有“祭龙王节”，普米族有“祭龙潭节”，等等。尽管上述与龙相关的节日各具浓郁的民族特色，但其本质含义却是一致的，即都奉龙为兴云布雨、掌管人间福祸之神是希望通过祭祀等活动，求得龙神保佑风调雨顺、吉祥幸福。
古代先民在与自然的斗争过程中，由于不了解更不可能掌握自然规律，在自然面前，显得十分无能。于是，他们把自然界中各种变化的动力都归之于神的意志和权力，认为这些变化莫测的现象都是由神在指挥着、控制着。龙那飞升于天地之间的能力，影响云雨河泽的神通，在古人心目中分明就是“神”，因而便在幻想中创造出了许多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由此也大大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宝库。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在这则神话中，这条长翅膀的龙以黄帝助手的身份出现，在与蚩尤作战中，它用“蓄水”的战术，想通过水攻来置蚩尤于死地。但蚩尤“纵大风雨”，使黄帝部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于是黄帝又请来旱魃来助战，终于打败了蚩尤。应龙攻击敌人的法宝在于它能“蓄水”——可见水攻的战术已于上古战争中被采用。另外，《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还有一段关于应龙的记述，云“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古人不明白南方多雨是地理气候原因，故编出了这则神话把南方多雨的原因说成是应龙处之所致。这说明应龙具有影响晴雨旱涝的神通。
龙不但在黄帝与蚩尤作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在大禹治水中也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决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天问》王逸注）晋代王嘉《拾遗记》中也有关于这一古老神话的记述：“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岩，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这里，龙的神通主要表现在控制河泽变化的能力上。这则神话还向我们透出这样的信息：大禹时代，治水已从单纯的堙变为以疏导为主且与堙堵相结合的方式，表明古人对治水的认识已上升到新的高度。另据《巫山县志》载：“斩龙台，（巫山县）治西南八十里错开峡，一石特立。相传禹王导水至此，一龙错开水道，遂斩之。故峡名错开，台名斩龙。”这一神话显然是联系龙助禹导水的神话附会而成，其形成时代也较晚，但神话中关于龙为水中神兽和天神助手的身份却与上古观念一脉相承。
炎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神话传说炎帝为其母女登感龙而生。《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把炎帝说成是神龙后裔，其人自然神异非凡。不过这类神话，绝不会产生于远古时代，而很可能是后世史家杜撰，为远古时代的统治者编造神圣出身的神话意在以古证今，为当权者编造类似的神话提供证据。
随着历史的推移与民族的形成，一些民族为了提高本民族的尊严与凝聚力，创造出了祖先与龙相关的种种神话传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就记述了哀牢夷祖先为龙的神话。“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而黠，遂共推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众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继。”对这段神话，现代学者这样诠释，即沙壹所触沉木，是首尾伏于水中、背露出水面的鳄的形象。当龙登上河岸以后，九子皆惊走，惟九隆“背龙而坐”，当指九隆异于常人而具有驯鳄的能力，他无疑是一位主持祭祀的巫师，而“背龙而坐”也就是巫术中的乘鳄（龙）表演。可见哀牢夷祖先龙生的神话是以上古巫术中以鳄代龙的史实为背景的。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本来没有龙王，龙只是为神话中的人物所驱使的神兽，还不具有人格的意志。东汉以后，受汉译佛经中出现的龙王、龙女等佛教神话人物以及道教龙王传说的影响，后来在中国新神话中便形成了许多龙王、龙女的神话故事。滥觞于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小说。开始多以“志怪”故事为内容，其代表作干宝的《搜神记》中，就有数篇关于龙的神话小说。该书卷二十一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晋魏郡元阳，农夫祷于龙洞，得雨，将祭谢之，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如弗信，请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疽，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当有报。’不数日，果大雨，见大石中裂开一井，其水湛然，龙盖穿此井以报也。”这篇小说表现龙所特有的播弄云雨的神通，其内容是龙为影响云雨之神兽的基本含义的泛衍。但小说中的“龙”已能作人形人语。
唐宋以后的笔记小说，更把龙描绘得如同人一般，它们不仅具有决定水旱灾情的能力，而且具有人的喜怒哀乐，简直就是人格化的神。
据唐李复言《续玄怪录》载：相传唐朝名将李靖年轻时，有一次打猎迷路，误入龙宫借宿。适逢二龙外出未归而上天又降下让龙立即行雨的命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龙太夫人只好请李靖代为行雨。李靖推辞不过，便按照龙太夫人传授的行雨法，手持雨器——一个盛水的水瓶，骑着神马去天空行雨。李靖怕雨水不够解不了地上的旱情，就有意从宝瓶里多倒了几滴水。哪知道天上一滴水，地上一尺水。顷刻间，大地一片汪洋，地上的百姓反而饱受了洪涝灾害。李靖好心却办了坏事。
明代的神魔小说，充满大胆、奇异的想象，并常出现与龙有关的情节。成书于隆庆至万历年间的《封神演义》，用重笔浓墨描绘出了“哪吒闹海”的故事，作者笔下的东海龙王在幼童哪吒的眼中竟若无物，继它的三太子被哪吒打死后，它自己也被哪吒“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书中对龙王的嘲弄、揶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实质是反映了人民对皇权的反抗精神。明万历年间，吴承恩创作出了著名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书中多处出现了掌管云雨河海的龙王形象。该书第三回描写的“孙悟空大闹东海龙宫”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如同人有善恶一样，在古人的眼里，龙也有善恶之分（比如人们一般把凶恶的龙称为蛟龙），而且结局一般都是：代表正义的善龙最终要打败残害百姓的孽龙！据《大理古代文化史稿》载，古时候，云南大理附近绿桃村有个姑娘，因摘食树上一个绿桃，感孕生子。孩子长到十几岁时，一次深入龙潭为龙王治好了病。在龙宫逗留期间，小孩误穿了龙宫中一件闪闪发光的黄色龙袍，霎时波涛汹涌，电闪雷鸣，小孩顷刻间化作一条黄龙。这时，正巧赶上腾越（今云南腾冲县）的黑龙盘踞下关，大理城被洪水围困，龙王便命小孩化作的黄龙去把黑龙赶走，立功赎罪。于是，黄、黑二龙便在江峰寺下大战起来，结果黑龙大败而逃，大理的水患才得到了解除。黄龙胜利后变成了一条小蛇，悄然回到了临水亭下并常住在这儿。当地人为了纪念他解除大理水患的功绩，专门为他修了庙，这就是著名的洱海神祠。
十龙崇拜的文化涵义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秦时期，人们主要赋予龙以各种非凡的本领，把龙主要当作司雨的神灵进行崇拜；秦汉以后，在原来把龙当作神灵进行崇拜的基础上，还赋予龙以各种象征意义，使龙崇拜的文化涵义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直至现代，中国龙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某种象征和符号。
大体说来，龙的象征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把龙当作祥瑞的象征。这种文化涵义是把龙当作保护神进行崇拜的产物。
第二，把龙当作专制皇权的象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把有本领、有作为的人比作龙。如孔子就曾将老子比作龙，他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因为老子很有智慧，又是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学问很大，所以孔子把老子比作龙。春秋时，还有人将龙蛇比作君臣。战国时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正在形成，专制君主的地位逐步提高，人们开始将专制君主比作龙。
秦汉时期，龙开始和帝王真正挂起钩来。横扫六合、千古第一帝的秦始皇曾自称为“祖龙”。《史记集解》载苏林注：“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秦嬴政集古代传说之“皇”与“帝”于一身，自谓“始皇帝”，人们以“祖龙”称之，亦属当之无愧。不过，主动将自己的身世与龙相联系的始作俑者是汉高祖刘邦。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出生前，其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七十二黑子。……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在刘邦反秦初期，他还与助手编造出了刘邦为赤帝之子，将化为大蛇当道的白帝之子斩杀的神话。很明显，出身微贱、没有显赫家世的刘邦，出于政治的需要，编造了显示他先天非凡的奇异经历以神化自己，目的无非是借此抬高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同时，这种神话意在表明刘邦称王称帝，是命中注定，他是以神的使者身份君临天下的，而刘邦的后继者自然也就成了当然的“龙子龙孙”，君权神授，统治天下万民也就顺理成章了。
刘邦谬称自己是龙种的传说影响深远。自此以后，历代皇帝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无不以“真龙天子”自居，并编造了许多神话故事来向人们灌输这种意识。唐代以后，封建皇帝一度垄断龙纹，只许自己使用，禁止他人染指。龙，成为专制皇权的象征。
第三，把龙当作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崇龙习俗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人们经常把龙当作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当代中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龙的传人》、《中国龙》、《相聚在龙年》、《中国，龙的故乡》等通俗歌曲广为流传，中华民族及其子孙为“龙的传人”的说法逐渐深入人心。“传人”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是指知识、技艺等方面的继承人，强调的是文化方面的传承关系，不是血缘方面的继承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子孙后代。“龙的传人”，其实质是以象征手法，用龙代表中华民族文化，旨在强调民族文化对哺育炎黄子孙的巨大作用以及当代中国人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所肩负的神圣使命。
把中国比作龙、把中华民族比作龙和把中国人称作“龙的传人”，其主题是爱国和奋进的。人们希望国家强大、民族振兴，便以龙代表民族文化，表示要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